《紙之月》︰魔鬼在細節

剛看了電影《紙之月》，就我看來不算是上乘之作，跟吉田大八前作《聽說桐島要退部》的問題一樣，導演太刻意用力地要在結尾昇華，於是塞進了不少生硬的橋段和對白。但在開首有兩個片段我倒是認為十分出色，兩件簡單的事就帶出了日本職業女性在日常中面對的處境︰

一）女主角梨花為了慶祝自己在分區銀行的工作終於上軌，買了兩隻手錶，一隻送給丈夫，跟自己一對。但丈夫卻表示工作不適合戴，打高爾夫時戴就好，似乎是嫌廉價貨見不了人，但以梨花的收入她買不了更貴的。隔一陣子，丈夫出差回來買了手信給梨花，一拆開居然是隻名錶。梨花問為什麼是錶，丈夫卻顯然沒有意識到不久之前梨花才買了兩隻手錶，要跟丈夫一人一對的事情。新的名錶就像在嘲笑那被遺忘的廉價貨，梨花在銀行的工作只被丈夫當作是主婦生活太閒便出外賺點零用錢，過家家酒般的事情，她在經濟上的貢獻不會被認真看待。

二）丈夫被公司調派到上海出差一兩年，這對丈夫的事業來講是個好機會，於是丈夫高興向梨花宣佈了這件事。梨花一臉錯愕，丈夫卻笑著問︰「不恭喜我嗎？」他認為梨花放棄現在的工作和生活，為了他的前途而跟隨自己到上海是理所當然的事。在他看來，梨花不是梨花，而只是自己體貼順從的妻子，這角色就是梨花的全部。

有趣的是這兩件事都沒有引起任何爭執，甚至一直到故事的最後兩人也沒有發生任何衝突，梨花即使暗地裡以偷情和犯罪來回應這段束縛她的婚姻生活，也沒有破壞掉和諧的表象。丈夫不見得是出於惡意而貶低梨花的自尊，他只是在做他認為很理所當然的事情。他代表的並不是那種工作上不如意就拿妻子出氣的暴君形象，而是那種穩重、友善、甚至有點過份溫柔的平凡丈夫。但卻正正是這種平凡丈夫最難令人找到反抗的支點，收到丈夫微笑著送的名錶，還要突然發脾氣就會顯得是自己的錯了。這兩個片段出色的地方就是沒有俗套地把丈夫描寫成一個暴君，並因而能夠突顯出一個事實︰即使沒有專橫的獨裁者，即使在我們認為理所當然風平浪靜的日常，其實也潛藏著對女性的壓抑。而丈夫對這個父權秩序自然而然是無知的，跟今時今日的大資本家一樣，他們可能比你跟我都要更人格高尚，但當中只有極少數人會意識到自己也在參與這個社會的壓迫機制。魔鬼在細節，要不是用電影手法放大了這些生活中的細節，很多人大概也無法在自己的生活中意識到這些壓迫。

就社會變革而論，最麻煩的對手其實不是破壞和諧秩序的殘暴資本家／專橫丈夫，而是那些理所當然地遵循既成秩序的好老閭／好老公，因為你不知如何反抗後者，就像在卡夫卡的城堡中， no one is guilty of anything 。結果梨花的反抗，就唯有以偷情和犯罪這種不道德的形式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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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也只是借電影說社會，那不妨再扯遠一些帶出多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在現代婚姻的框架下把父權秩序連根拔起？一些人可能會覺得我這樣問，有點太誇張了，的確日本是有很嚴重的父權文化，但在西方、在香港，女性，尤其是中產女性，不也是相對地擺脫了那種傳統妻子的默認角色嗎？就算未臻完美，不至少也顯示我們正不斷在改進中嗎？問題是，捨棄了日本那種以一方犧牲來維持的和諧婚姻，代價就是兩性在婚姻中的根本矛盾終於浮現起來。很多數據都顯示現代婚姻模式正在瓦解，很多發達城市的離婚率達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達 40% ，而再婚的離婚率則更高。其中的一個問題，正正就由於婚姻內的兩方都堅持自己的個體性，矛盾利益無法妥協而造成的。上面《紙之月》提到的調職問題就是一例︰在日本社會，妻子跟隨丈夫調職而放棄原有工作是默認的選項，與大多數情況一樣，妻子透過犧牲自己的個體性來維持婚姻的完整；在一個父權逐漸瓦解的社會，職業女人可接受不了這樣強加於身的無私精神，於是丈夫一方或妻子一方被調職到外地時，就意味其中一方可能要犧牲自己的事業和在原居地所建立的一切，並為此互相角力互相埋怨。這對大多數伴侶來說都是相當嚴峻的考驗。

現代婚姻模式似乎已經落後於社會，無法再適應兩性平等的要求，離婚和《紙之月》中梨花的出軌己成為社會常態時，是否應該以新的社會模式來取代現代婚姻呢？會是什麼樣的新模式呢？而在這一切的背後，似乎潛藏著一個困擾政治理論家多年的根本問題︰如何調和個體自由和社會和諧的矛盾？這裡我只能做一個提問，因為我心中也沒有任何明確答案。

參考︰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by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and Ulrich Beck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by Anthony Giddens
Animated lecture: HISTORY OF IDEAS - Love

關於本博的名字

（按︰本來有時間是想繼續寫自由主義的，但今日在讀 Montaigne 的懷疑論時，就不自覺地寫成這篇。不是什麼好文章，也不是嚴謹的哲學思考，但可以當作遲來的自我介紹。）

不知道是哲學影響性格，還是性格影響哲學，我寫的文章範疇很廣，有政治有科學有電影，每篇的寫作動機不盡相同，但常常又不約而同地指向同一個主題︰「懷疑」。我會說自己是個 skeptic ，但當然不是指我懷疑外在世界的真實性，也不是像笛卡兒那樣主張透過懷疑去尋找穩固不變的真理，而是說在我的世界觀之中，對人類有限性的意識，對世事複雜變幻的意識，這兩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這種懷疑論，並不是智力遊戲而已，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本博的名字 "Niether/Nor" 就是想要捕捉這種懷疑論的多層意義。首先，世事遠比我們的語言系統複雜，我不相信人類可以尋找到一個內部一致的統一論述，將所有世事通通塞進去。理論思考就像盲人摸象，彼此矛盾的理論可以互相補足，來呈現事物的不同面向，理論的運用更是要因時制宜，不對應所有事都用一樣的分析。因此我不認為思想的一致性比思想的多樣性優先，如果一致性的代價是過度簡化，那我情願當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矛盾－－如果這是出於我們理性和語言的限制，我們就最好誠實地接納。所以我不希望為自己教條式地貼上某個立場或身份︰我既不是這個立場，也不是那個立場；我既不是ｘｘ主義者，也不是ｙｙ主義者。但有時標籤和自我標籤是協助讀者理解的必要之惡（溝通避免不了簡化），於是我會盡量附帶點 self-conscious irony ，例如說自己「自稱」左翼（用很文學理論很唬人的講法，就是在文本當中把文本自身的限制呈現出來）。如果我的寫作有一個貫徹始終的目標（其實沒有［1］），那就是用不同理論觀點去向常識和成見提出懷疑，希望迫使人注意到某單一立場的限制，意識到我們知識和視野的有限，世事比我們想像的複雜，這樣我們就能謙和一點，更開放地探索不同觀點，尊重差異。

其實在寫上一段的文字時，已經處處感到語言的限制。謙虛和尊重差異是否真的那麼重要？我們有必要避免簡化嗎？有時我好像在 preach 一些東西，但這些問題，其實我並沒有肯定的答案。我對很多事情都存疑，都有所保留，並認為大原則的運用應該配合特定脈絡。但要是對太多事情有所保留，就很難寫得成文章，因為一篇文章總要有句號，不能全是問號。 "Neither/Nor" 的另一層意思，就是想捕捉我這種寫作上的懊惱。我跟自己寫的東西有一段距離，我總是無法完全 commit to 自己的文字，這樣也不能表達我，那樣也不能表達我。我很喜歡 Dostoevsky 的小說 Notes From Underground ，原因之一，就是在於小說對言語本身強烈的自我意識。小說的上半卷是「我」寫的一篇告白，向「讀者」解釋為什麼「我」收到了一筆遺產後決定把自己關在地下室，下半生與世隔絕，從此不見天日。這種告白體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告白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扭曲記憶，或發明些巧妙的方式來為自己的失敗與過錯辯護。 Notes From Underground 最 modern 的地方就在於，告白中的「我」無時無刻都注意到自己文字的欺騙／自我欺騙性質，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在「我」的告白當中，「我」會不斷懷疑自己之前的講法，提出新的說法，然後又有所保留，這就造成了這篇告白非常混亂的結構，使得讀者很難有一個一致的理解。 Dostoevsky 透過寫作本身，說明了寫作是何等 paradoxical 的一件事。

"Neither/Nor" 對我來講也有很多其他意思，有指人生上的兩難，也指身份危機。或者是這個名字本身的負面著色，才是最重要的（這個名字是在讀 Kierkegaard 時想出來的［2］）。但再寫下去就會變成很冗長的夫子自道了，太煞有介事，我很怕這樣，所以就此暫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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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也是 self-conscious irony ︰我意識到我在簡化和理想化自己的動機。
［2］Either/Or 是存在主義哲學家 Søren Kierkegaard 的第一本重要著作。

幸福就是相信幸福

先前在 Existential Comics 看了一篇探討何謂幸福的漫畫，覺得頗有深度，所以想撰文為他的論點再作一些延伸討論。

幸福是一種判斷

漫畫作者透過兩個人物的對話來帶出討論，其中一個人說所謂幸福就是 serotonin 和 dopamine ，是來自一些腦內的化學物，產生出快樂的感覺。另一個人反駁說，幸福絕不只是一種感覺而已，他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假想一個瘋狂科學家把你縛在椅子上，他能透過控制你腦內的化學物分泌來為你製造出最愉悅的感覺，但同時他在你面前把你的家人一個個地殺掉，這樣的情況下，你會說你幸福嗎？

當然不會！這就說明幸福不只是一種內在於我們的感覺而已，它跟我們身處的環境，以及我們對環境的詮釋有關。作者繼續舉出拿破倫以及歷史上眾多堅韌的科學家作例，指出很多超凡的偉人，都不會因自己要面對的艱辛而厭惡人生。生理上的歡悅既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

其實這個說法其實在心理學也可以找到它的對應，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 就認為生理喚起（physiological arousal）要經過主體的詮釋才會成為一種情感（emotion）。這個理論跟著名的吊橋現象有關，在實驗中，心理學家讓男性受試者橫過一條吊橋，到了對岸會有一個漂亮的女實驗員派發問卷和她自己的電話號碼，讓之後對實驗有什麼疑問的受試者查詢。而控制組的受試者則不需要橫過吊橋，而是直接領取問卷和電話號碼。實驗結果發現吊橋組比控制組有更多受試者打電話給女實驗員，希望能跟她約會。這個差異很可能就是來自吊橋組的受試者錯誤地把吊橋引起的緊張感詮釋成對女實驗員的心動感覺，而他們卻完全意識不到吊橋對他們的行為有什麼影響。在這個例子中，橫過吊橋會引起受試者的一些生理喚起，例如心跳加速、冒汗、睪丸素水平提升，但受試者還需要透過他對環境的認知來尋找這些生理喚起的原因，從而詮釋出這是驚恐還是愛。

幸福這回事也很相似，它不是一種客觀的性質，而是一種判斷。判斷是由價值觀、我們對環境和自我的認知、以及我們對環境和自我的詮釋所構成的。所以家人在面前被屠殺時，縱使我的腦被注入很多 dopamine ，我還是絕不會判斷這是幸福，因為我清楚認識到家人被殺以及自己的腦內分泌受操控的事實，我也很清楚這兩個事實對我來講的意義（家人對自己的重大意義；人工製造、自我中心的愉悅感的零意義），還有我有一套價值觀，拒絕接受這種被強加的快樂。

所以，作者借角色之口作出結論︰ "Happiness is believing you are happy" 。由於幸福是一種判斷，這種判斷必定需要根據以上所講的關於事實和價值的信念（belief）作基礎。如果瘋狂科學家告訴我，家人被殺的畫面只是一個幻覺，而我又相信他，那我所受的精神困擾也會減輕很多。又，如果我信奉絕對的利己主義，認定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快樂，那我就可能會覺得家人之死不值得讓我精神受困，倒不如好好享受科學家提供的極致歡悅。隨著人的成長，信念、認知和價值觀有所改變，我們也可能會發現以前認定為幸福的事其實很愚蠢，例如實屬虛榮幻象的名聲。所以，幸福並無其他客觀標準。一些人可以為國家為理想遭受極大的客觀痛苦卻堅持自己是幸福的，而另一些人可以在狂歡的同時感到空虛寂寞，生命了無意義；這些差異都是跟不同人的不同信念，或同一個人在不同時空下的不同信念有關。

自欺與絕望

這個年頭講「信念」，很容易就會聯想起一種「正能量」式的自欺欺人－－我只要把自己所面對的所有事都詮釋成好事，或者把所有問題都塞進床底下，那不就沒有煩惱了嗎？這不是不行，但卻有一種危險︰當事情演變到我們無法不作正視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無可能挽回了。對 Leo Tolstoy 來說，迫使我們誠實地反思人生的最後一道王牌，就是死亡。他的短篇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談的就是一個典型的公務員 Ivan ，他以追隨上流社會的生活風尚來引導自己的人生，所以他跟所有人一樣，娶了一個體面的老婆，生了幾個小孩。但有家庭就注定有麻煩，他不想因為家庭而失去他的心境安寧，所以他的解決之道就是借工作為藉口逃避家人。妻子和孩子們抱怨愈多，他對工作就愈投入。這種對工作的投入，也為他贏來他想要的財富和地位，他對一切都非常滿意，人生沒有比這樣更好了。可是，一天他發現了自己患上了不明之症，他的身體告訴他將命不久已，他開始對死亡的未知惶恐起來，卻發現身邊沒有任何人願意分擔他的焦慮。 Ivan 在面對死亡的這幾個月內感到無比孤獨，家人對他因痛苦而發的嚎哭也漸漸變得習以為常， 沒有人願意真的投入到一個瀕死者的內心，更多人為了維持日常生活運轉而假裝他沒有事，職場上認識的人把工作看得重，都不會關心他，而家人的關係本身已很疏離，現在更成了他們的負擔。比起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讓他崩潰。 Ivan 於是被迫思考，究竟是什麼出了錯，讓他那個愜意的人生，會以如此孤獨不安的方式結束？他拼命地回憶，想要搞清楚，而直接臨終的那一天，他才醒悟︰「啊，那種所謂上流社會的生活風尚，會不會其實是錯誤的？」那些表面幸福的在上位者，會不會也是在臨死前才被迫償還借來的快活，才發現自己的錯誤，但那時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就在這瀕死的一刻， Ivan 的信念全數被推翻，他發現自己的整個人生都是一場錯誤，但他已經沒有改正的機會了，於是他只好在絕望與孤獨之中死去。

自欺欺人和鴕鳥政策的代價，就是臨終的絕望。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這則寓言，不能僅當作是 Tolstoy 對上流社會的批判。習染上流社會的市儈俗氣，固然是 Ivan 最後要面對如此強烈的虛無感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假設 Ivan 是一個有理想熱血的人，追逐的不是上流社會，而是以傑出運動員為榜樣，一生在體育界上攀爬，會否也有一日因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後悔他為理想犧牲了跟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會不會後悔他所放棄了的青春？又如果他能做到面面俱圓，會不會也有可能最終後悔自己一生平庸，沒有發揮自己的極限？我們總會覺得「不會的，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有信心，我不會後悔的」，但這有可能中了一個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陷阱︰我們總會高估了自己性情和思想的 constancy ，例如我們會覺得十年後的自己跟現在不會差異很大，但當去回想十年前的自己是如何時，又發現十年間自己變化很大。這就是我們的存在困境︰幸福建立於信念之上，而信念又很容易被推翻。除了我們的性情和價值觀會因時間改變而推翻先前的信念，一些 life events ，例如疾病、死亡、中年危機或原有的生活慣性因突如其來的改變（產子、離婚、失業、家人逝世等）而被打亂，也會令我們不得不反思人生，重新尋找意義。困難就在於，我們很難預測到怎樣才是一個無悔的人生。

自由的代價

存在主義哲學家 Søren Kierkegaard 會說︰無論你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你也會後悔。一位朋友因不知道應否跟一個女子結婚，於是寫信向 Kierkegaard 請求意見（他真是問對人了）， Kierkegaard 如此回應︰

I see it all perfectly; there are two possible situations — one can either do this or that. My honest opinion and my friendly advice is this: do it or do not do it — you will regret both. [1] 

無論你做還是不做，你都會後悔。如果你為了理想而犧牲家庭，當你年老患病最需要家人時卻無法再彌補跟子女的情感疏落，你就會後侮；如果你為了家庭而犧牲理想，當你人生已過一大半時，你又會不甘自己的平庸，你會厭惡不斷重複的日常，你會變得忌恨年青人，你會後悔沒有貫徹理想。 Kierkegaard 說，所謂的畏懼（dread），就是意識到自己有可能亦有自由去進行選擇。正因為我們有自由去選擇自己要追逐理想與否，我們就要對其後果負上責任。意識到自己要為每一個決定負責，這種負擔能使人窒息，遲遲不敢作決定。

我們對自己的信念感到不確定，這個不確定性除了是外在的（我們所不能操控的際遇和運氣），也是內在的，即我們意識到在我們選擇的信念之外，有無限多的其他可能，我們無法避免懷疑自己的選擇是否較好的。所以，要幸福的話，只有信念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把信念轉化為信仰。我們可以把「信仰」（faith）定義為「可能性的持續廢除（continuous annullation of possibilities）」。認定一個人生信仰，例如我要當一個運動員，就要持續地去廢除其他存在的可能性︰我有做個工資可觀的白領的可能；我有成為體育老師，換取安穩生活的可能；我有放棄自己本來的計劃，跟隨被調職的丈夫到外國生活的可能。把一種偶然之下獲取的想法，一種在某個時刻機緣巧合下產生的熱情，一種受成長環境灌輸的價值觀，認定為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必須服從的人生志業，這就是信仰。所以，宗教是一種信仰，如果我不是生長於基督教家庭而是生長於伊斯蘭教家庭，我就不會信奉基督教，但我既然已經信奉基督教，我要不被這種信念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所動搖，我就要把這種偶然認定為必然，把信念化為信仰。［2］愛情也是一種信仰，所謂愛情就是把一個偶然遇到，實際上並非唯一的對象視為唯一。如果我們不持續廢除「我這個伴偶隨時可以由其他人代替」的可能性，我們就無法專一，無法維持任何長久關係。［3］其他的事上，如事業的決定、政治上的抉擇、道德上的選擇，都或多或少依循這個邏輯︰如果我們時刻不忘自己的政治取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階級背景、自己所接觸的有限資訊以及種種偶然因素所產生的偏見，那我們就很難在政治上有任何行動。［4］

 Fyodor Dostoevsky 所著的 Notes from Underground 正正是描寫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經常懷疑自己，生怕被自己的大腦所騙，他無法形成任何持久的信念，更不用說有任何信仰，他認為那些能在生活中很主動（active）的人，都是因為不夠清醒（less conscious）和不夠聰明（less intelligent），那些人正是因為不知道如何批判自己、分析自己，才會那麼幼稚地把很多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但如此高傲的他卻因自己的懷疑主義而無法投入生活，常為自己失敗的人生感到羞恥。 Dostoevsky 寫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批判理性主義對傳統信仰的侵蝕，如果每一種實踐（practice）都要求一個理性的辯護（rational justification），那我們最終會發現每一個辯護理由都有合理化（rationalisation）的可疑［5］，於是會喪失任何行動的起點，循入虛無主義。傳統和宗教的社會功能就在於給予個人一個既定角色和意義網絡，例如作為新教徒，我的存在意義就是以辛勤的工作來榮耀上帝，無論如何我也不去審問這個教條的基礎，我就能安心地以這個標準來判斷自己的人生成功與否，而不需要因對標準本身產生懷疑而懷疑自己的幸福。有了信仰，我就起碼能有一條通往幸福的路線圖，接下來就是努力向著一個特定終點前進，不為其他可能終點而分心。

可是，正如 Jean-Paul Sartre 指出，接受什麼宗教信仰的指引，歸根究底都是個人自由的選擇，我們無法把責任推卸給教會、家庭或政黨，所以還是要回到那個核心問題︰我們應該如何作出選擇？其實人生信仰的選擇根本沒有理性基礎可言，我們無論怎樣思考都無法有一個確鑿的答案，固此也沒有什麼根據可以讓我們肯定的說「這就是幸福。」最普遍的對策是，乾脆假裝幸福不是一種判斷，而是一種感覺︰既然一切都不確定，既然一切都轉眼即逝，既然幹什麼都會後悔，那為什麼不把握當下的快樂，聽任情緒的指揮呢？－－諸君，繞了一大個圈，我們還是回到了我們當代的時代精神。


［1］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my italic.
［2］參考拙文︰G. A. Cohen 與哲學信念
［3］關於把偶然化作必然的這一點，跟 Friedrich Nietzsche 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也有關係，Milan Kundera 在小說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中對這一點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詮釋。
［4］參考拙文︰不惑之年
［5］Nietzsche 在 Beyond Good and Evil 和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中剖析了自古以來道德原則的辯護如何其實是一種合理化，筆者的懷疑主義也是受其影響。


延伸閱讀︰

拙文〈不惑之年〉
拙文〈G. A. Cohen 與哲學信念〉
Existential Comics: Two Brothers
漫畫 Supernormal Stimuli: This is Your Brain on Porn, Junk Food, and the Internet
清哲學︰〈海德格與托爾斯泰〉
Social Psychology, Elliot Aronson et al.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Leo Tolstoy
A Confession, Leo Tolstoy (Introductio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Fyodor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Fyodor Dostoevsky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Jean-Paul Sartre
The Age of Reason, Jean-Paul Sartre
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Søren Kierkegaard
Beyond Good and Evil, Friedrich Nietzsche
Liquid Modernity, Zygmunt Bauman

電影︰

楊德昌《海灘的一天》、《一一》
Ingmar Bergman: Wild Strawberry; Winter Light; Autumn Sonata
Paul Thomas Anderson: Magnolia
Mike Leigh: Naked 

自殺

（原發表於 2014 年 8 月 12 日，本人 facebook）

村上春樹的小說 Norwegian Wood 中，有一個在精神病療養院住了七年的人物的故事讓我特別感觸︰ 

Reiko 自小是音樂天才，她是學院裡的尖子，畢業後就要到德國進修，鋼琴就是她的整個生命。但有一日，剛好在重要的比賽臨近時，她的左手手指突然動不了，據診斷說是心理問題，大概是來自比賽的壓力，醫生告訴她她沒有作為演奏家的精神力量，還是放棄比較好。

"I had started playing when I was four and grew up thinking about the piano and nothing else. I never did housework so as not to injure my fingers. People paid attention to me for that one thing: my talent at the piano. Take the piano away from a girl who's grown up like that, and what's left? So then, snap! My mind became a complete jumble. Total darkness.

"It was as if my life had ended. Here I was in my early twenties and the best part of my life was over. Do you see how terrible that would be? I had such potential, then woke up one day and it had gone. No more applause, no one would make a big fuss over me, no one would tell me how wonderful I was ... I felt so miserable, I cried all the time. To think what I had missed!

"My parents walked around on tiptoe, afraid of hurting me. But I knew how disappointed they were. All of a sudden the daughter they had been so proud of was an ex-mental-patient. They couldn't even marry me off. When you're living with people, you sense what they're feeling, and I hated it. I was afraid to go out, afraid the neighbours were talking about me."

事情就是這樣的︰我們自小就會不斷努力爭取周圍的人對我們的愛和肯定，琴技、美貌、幽默、智識，那些讓我們自豪的特長，慢慢構成了我們人生的意義。但當你失去了你的美貌，你的幽默，或你的才華，你就會感到你喪失了所有價值，整個世界要不是在可憐你就是在嘲笑你，反正沒有人會喜歡你像個廢物般的一面。你感到你辜負了家人，你感到你是多餘的，你不再想見到任何人，你怕他們會談論你，但同時你又會因寂寞而徹夜不眠。最後，你會打算以自殺來結束你對自己的無比厭惡。

七年前，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自殺身亡，那年他十八歲，我十七歲，我完全無法理解為何身邊一個看似無憂無慮的人會突然自殺，也沒有其他人知道原因。

最後我花了七年時間來理解他。

Don’t look too good, nor talk too wise

（原發表於 2014 年 7 月 20 日，本人 facebook）

"Sophism" 這個字很有趣，意思為「詭辯」，而其希臘字根 "sophia" 則意指「智慧」，為什麼 「詭辯」會來自於「智慧」呢？當然，我對字源學零認識，當中的故事我不是非常清楚，但我覺得可以把這件事當成為一種告誡︰不要太急於表現智慧，否則很容易就會淪為詭辯家。

這當然不是智慧本身有問題，有問題的是人。急進的人很容易就會被言辭迷惑，被一種膚淺的深刻所滿足，而過於愛好表現自己的衝動會令他們越發愛上那些能夠即時取媚於眾的詭辯，變得離真理越來越遠。我相信，無論是表現得太有智慧，太正義，還是太機智，都有這種危險－－你為自己高尚的形象而感動了，你就會滿足於停留表面。讀書人要慎防的，歸根咎底，其實不是智慧，不是正義，不是機智，而是智性上的慵懶。

哲學病與社會學

（原發表於 2014 年 7 月 17 日，本人 facebook）

有時在網上看見一些思想獨立，看過不少書的後輩，就往往不禁想起中學時的自己︰高傲、理想主義、憤世疾俗、急於影響他人、對所有事情都先批評一番、說起話必定正氣凜然。讀哲學容易使人自大，尤其是讀柏拉圖、尼采、批判學派之類的，因為哲學家愛用一套高得不能達到的理想去審判世界，於是很容易誤以為自己就是理想的化身。這種 delirium ，在我讀批判學派時最高揚。

消除我這種哲學病的，以大一時唸的社會心理學和昆德拉（Kundera）功勞最大，但現在想來，還有三個社會學人物對我影響也很深，而且其種子在 AL 和進大學之交就已經埋下。其一不用說，是馬克思；其二有點偏門，是美國社會學家 Peter Berger ，他在《社會學導引》（Invitation to Sociology）介紹了角色理論（role theory），對我有如醍醐灌頂；但恐怕對我影響最深，卻又最不明顯的，是韋伯（Max Weber），但不是其論說，而是其人。韋伯其人的最大特點，就是他和一般學者孤僻的形象相反，他能在任何社會場合都進出自如，能夠和所有階層、職業和信仰的人來往。這對社會學家來講是一項珍貴的技能，因為這樣韋伯不但可以方便地得到屬於那些階層的情報，更重要的是他能夠體驗到他所要研究的那些人的精神世界。社會學當然也有批判的面向，但批判的前提是我們要能夠對現狀有充分的理解，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診斷社會的病因。當時的我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身邊能夠看到很多對「一般人」大有不滿的熱血青年，但當我開始深入認識他們之後，就慢慢發現這些要求別人完美的人，自己也缺憾甚多（別人是自己的鏡子，因此我也加深了對自己的認識）。既然都讀了那麼多書，能夠在談理論時那麼正璀、那麼正義，那為什麼還會犯錯，還會無法意識到自己的不善呢？此後我就對一些「那些人因為無知，所以才會信／做這套」之類的論調懷有很大戒心，甚至因而疏遠了一些無法在批判角度以外談事的朋友。我當時無法理解的是，這些人如此聰明，為什麼就不願在批評之前問「為什麼會這樣」呢？現在我當然明白他們對「一般人」的敵意何來（是來自一種讀書人不受社會認可而所產生的忿恨），但我認為這些自居知識青年的人，應該投放更大的能量謙卑地去理解這個社會。其實老是罵，管你讀尼采，還是讀 Herbert Marcuse ，你也很快找不到新的形式去罵。到頭來，還不是跟某些網台的「鬧爆文化」一樣，爆完粗，心理得以平衡，世界如常地轉，那又何來深度可言呢？

可以說，我在那段思想轉變時期，韋伯其人就是我的學習對象，我學習如何跟其他人一樣擁抱這個世界，參與這個世界，不帶偏見地走入本來不屬於我的世界，學會不同圈子的語言，用他們的語言，跟他們打成一遍，而不忘帶點貌合神離，然後去理解這個世界中表面上不合理的邏輯，為什麼人會這樣想，會這樣做。嘗試去理解他人的虛榮、他人的淺薄和他人的焦慮，然後才能清楚看見在自己身上以不同面貌顯現的同一種虛榮、同一種淺薄和同一種焦慮，透過深入瞭解而最後發現別人其實沒有你想像中的膚淺。他們沒有用很多理論來包裝自己，但不一定就是膚淺。他們也不是一張白紙，可以供你在上面任意書寫，也不會一聽見任何貌似有理的說法，就全盤接受。所以不要以為自己學問較高就能擺高姿態向人說教，更不要以為口號可以叫動別人－－它只能叫動自己人。其實，如果向人說教就能改變世界，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學者了，都請牧師神父來就好。哈，雖然我現在都有點像向人說教，不過算了，反正寫了。

他人的沉默

（原發表於 2014 年 3 月 26 日，本人 facebook）

【繼續講 Sartre 】對 Sartre 來講，他者的沉默是很可怕的，因為在沉默之中，他者有絕對的自由去論斷（judge）自己，而你卻沒有任何解釋或辯護的機會。如果我說我不介意別人眼光，那就肯定是虛偽，但我的焦慮也沒去到 Sartre 所講的「地獄就是他者」那個地步。無法理解 Sartre 對「他者的凝視」的執著，曾經也是我讀小說 Nausea 時的一大障礙。所以我當時總感覺 Sartre 的小說不是對現實世界觀察的產物，而是抽象哲學的小說化。去找一個自身經驗的槓桿點，令他的角色變得 relatable ，是很重要的。關於這個「他者的凝視」，我最強烈的經驗大概就是在facebook寫東西了︰這樣寫，會不會太 sentimental ？這樣寫，會不會給人高傲自大的印象？這樣寫，會不會顯得像刻意吹噓？

但這些都是小事，我最重視自己的智性，最會感到焦慮的，當然是在智識上的評價︰為了寫得短，這篇文章的邏輯很鬆散，會不會被認為缺乏嚴謹思維？這裡有很多未成型的個人想法，會不會被誤解？被視作為學術吹牛？這個題目上，我看的書不夠，隨便寫，會不會犯錯被暗中取笑？不知道其他人寫文章，會不會都有這種焦慮。寫文章跟交談最不同的地方，是在交談時你能夠為自己的發言辯護、解釋或者乾脆認錯收回。但文章一旦發佈，就像站在打了燈的舞台上，觀眾看得見你，你卻看不見觀眾－－你被沉默地審判著（silently judged）。

都說自我意識過重的人易於自卑怯於行動，但這些假想的目光也不是沒有好處的，起碼能控制自己不製造過多文字垃圾。清理思想中的雜質，這也是把腦海中不定型的想法寫下來公開的意義所在。但正如我很多讀藝術的朋友所講︰ indulgence 也很重要，太多自我審查，創意就會停滯，甚至被不可見的「觀眾」所操縱。朋友問我幹嗎不開一個 blog ，甚至投稿，我想，大概是因為 facebook 這個媒介足夠 casual ，讓我可以杖著年輕，趁在沒有體制內的包袱之前，多大膽放縱一下。

（後記︰結果我還是開 blog 了 - 15/08/2014）

不惑之年

（原發表於 2014 年 3 月 24 日，本人 facebook）

中四還是中五時讀過 Jean-Paul Sartre 的《嘔吐》（Nausea），雖然他的論文那時也讀過幾篇，也大概明白，但小說卻完全讀不通。事隔六七年再讀  Sartre ，好像比較能夠理解他觀看世界的方式了。

Sartre 對「自由」有很獨特的看法，這也勾起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我嘗試了重新詮釋自己的個人歷史，發現自己有很多決定都是出於對某種「自由」的追求。我固執地反抗一切往我身上貼的標籤，我想證明自己可以成為任何人－－如果我沒有成為一個醫生、銀行家、藝術家，那是我選擇不去當一個醫生、銀行家、藝術家，而不是我不能。我的整個中學和本科生涯，似乎都受這種執著驅使我不斷去開拓新的興趣、才能和生活經驗。性格由內向變成外向再變成內向，政治立場由左變右又變回左。對，尤其是在政治上，我很害怕自己的一切想法和立場都是源自一些偏見，例如︰是不是出於自己的階級地位，對富人心裡懷有嫉妒和憤恨，才會較容易接受左翼思想？是不是自己有讀書的條件，才會特別強調思考而非行動？是不是因為我是男人，才會對女人有這樣的看法？這幾年受尼采和心理學影響，這些問題鑽得越來越深，我反覆質問自己︰是我真的有充分理由相信這個說法，也同等充分地理解了反方的說法，還純粹是我一開始就想相信這個說法？有生而來，我有沒有相信過一些我不願接受的、會徹底擊沉自我的想法？似乎透過不斷分析自己，否定自己，直至自我成為一個虛無，不受潛意識動力左右，才能得以完全自由。一旦我並非自由，我就做不到道德判斷，或者，換個說法，一切道德判斷都會變成是由環境和潛意識強加的，而非真正屬於我的意識。

所以有時我會很驚訝，為什麼一些跟我年紀相約的人能夠如此相信自己。見過一些人，幾乎沒讀過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就本能地全盤否定，永遠只讀左翼作者的書。或者讀一篇右翼文章，再讀十篇反駁它的左翼文章。而那些認定了馬克思主義是偽科學的右翼，又有多少真的讀過馬克思，又多少深入讀過科學哲學？世界如此複雜，廿幾歲人就認定了一個真理，批評其他立場都是「意識形態」︰但不會害怕自己也是深陷於意識形態之中嗎？相反立場的幾百本、幾千本學術著作，都讀過了並全盤反駁了嗎？我不是主張靜寂主義（Quietism），作為一個社會人（social being）就應該多少要有自己立場，要有判斷和行動（不行動難道不也是一種判斷︰「我沒有責任／必要插手這件事」嗎？）但，認定了一個主義，然後只看那個主義的書，只結交想法相近的朋友，這種做法，我只能認為是源於自我意識不足。

但我也不是不能同情這種懷有強烈主義的人，我甚至有時會羨慕他們，可以堅定地走著一條直路。思考和自省是奢侈品，很多人為求生活下去，決不能停下來並想想自己整個人生是否都錯了。即使在學術界，也是會有身份危機－－你要在學術界生存，就一定要專業化，你的學術資本就是你的專業，假若你的專業被挑戰，你的維生工具也同時會受到威脅。 1973 年的 Rosenhan experiment 和 90 年代 E. Loftus 引發的 The Memory Wars ，分別有力地挑戰了當時精神病學和催眠療法的可靠性，但事件發生以後，似乎並沒有動搖到任何一位精神病學家和催眠治療師對於其專業可靠性的信念。一個人有可能承認，自己花幾十年培訓的專業，原來只是一個幻覺嗎？在學術路上的某一點上，你選擇了精神病學，放棄了臨床心理學，那不只是為這一刻的自己做了選擇，也同時為了未來的自己做了信仰的選擇－－你可能再也不能回頭。走出學術界，也是一樣︰一個人，因當年的幼稚理想主義而當了警察，盡忠職守幾十年，當上了警官，並成家立室，然後才發現政府很有問題，這時他要選擇繼續相信自己的工作，還是徹底否定自己幾十年的過去，辭職，放棄未來幾十年的安穩生活？

到頭來，人被自己過去的決擇所束縛，不一定都只是自尊心作祟，還有物質條件的限制。要完全自由，殊不容易。年青的時候可以不斷探索，立場跟著天氣變。但人大了，要維持生計，就要下足決心選定一條道路，並且再也不準備回頭。這個決定－－濫用一下 Kierkegaard 的用語－－是顫顫驚驚地作出的（is made with fear and trembling）。然而，你知道才廿幾歲的你，遠遠沒有足夠的知識或直覺去做一個如此嚴重的決定，等候到三十而立又太遲。每一個決定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任何範例或箴言可以指引你。你突然醒覺，原來在未經你同意之下，你早已被丟進了一個名為「人生」的大賭場。你既會後悔自己所下過的注，也會為自己沒下過的注而懊惱。

拒絕完美

（原發表於 2014 年 3 月 12 日，本人 facebook）

酒肉朋友和交心知己有個共通點，就是都不怕向對方坦露弱點。

想讓別人喜歡自己，就要時刻保持完美形象，是這樣嗎？表面邏輯上似乎沒有問題，因為人們都喜歡美好的東西，但實際上，往往卻是沒有什麼包裝的人最得大家歡心。人類是很奇怪的，一方面他們要造神供自己膜拜，一方面又是葉公好龍，不敢跟完美過於靠近。酒肉朋友間的互相嘲弄，知己間的談心，甚至「不打不相識」，其實箇中內容本身不太重要，重要是這是一個儀式，表示大家都已經放下面具，你我的弱點大家都看到，你無法原諒這些缺憾的話，可以選擇遠離我，但如果選擇繼續來往的話，就必須接納彼此都是不完美的人。這樣，彼此間的距離就一下子拉近。

Ingmar Bergman 導演的電視劇 Scenes from a Marriage ，說的就是一對模範夫婦，他們有特別的溝通技巧，就是把所有問題都平心靜氣地攤開討論。可是，女主角 Marianne 說︰「我們沒吵過架，我感到這可能是我們最大的危機。」

［以下劇透］

而事情發展確實如此，男主角 Johan 在劇的中段終於一下子把長久壓抑的不滿爆發出來，不久就跟 Marianne 離了婚。問題在於， Marianne 一直以來處理事情的表現都太完美，甚至在 Johan 告訴她他在外邊有情人時，她也能把情緒控制下來，還不斷慰問這個丈夫。在這樣的襯托下， Johan 心裡的不滿和慾望，就顯得極其低下，所以他在這十幾年「坦誠溝通」的遊戲中，都不敢真的坦誠，正好相反， Johan 心底裡其實一直痛恨著 Marianne 所經營的美好面具。為了向外人展示這完美的婚姻，他已默默忍受了過多的束縛和責任，他一直都在尋找逃出新天的機會。

Johan 和 Marianne 離婚數年後重聚，這次終於大家都能真正坦誠相對，展示自己的弱點、焦慮與不安，最後彼此原諒。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解決方法的，也沒有誰是誰非。除了有缺憾的人學會彼此原諒之外，還可以怎樣呢？

〈論俗氣〉

（原發表於 2013 年 8 月 22 日，本人 facebook）

Jeff Koons, Lips, 2000. Oil on canvas, 120 x 172 inches.

錢鍾書的散文〈論俗氣〉非常有啟發性，摘錄一段精華供大家試讀（全文不難在網上找到）︰

赫胥黎先生討厭坡（Edgar Poe）的詩，說它好比戴滿了鑽戒的手，俗氣迎人。這一個妙喻點醒我們不少。從有一等人的眼光看來，濃抹了胭脂的臉，向上翻的厚嘴唇，福爾斯大夫（Falstaff）的大肚子，西哈諾（Cyhano）的大鼻子，涕澌交流的感傷主義（sentimentality），柔軟到擠得出水的男人，鴛鴦蝴蝶派的才情，蘇東坡體的墨豬似的書法，乞斯透頓（Chesterton）的翻筋斗似的詭論（paradox），大塊的四喜肉，還有——天呀！還有說不盡的 etc,etc., 都跟戴滿鑽戒的手一般的俗。這形形色色的事物間有一個公共的成分——量的過度：鑽戒戴在手上是極悅目的，但是十指尖尖都拶著鑽戒，太多了，就俗了！胭脂擦在臉上是極助嬌豔的，但是塗得仿佛火燒一樣，太濃了，就俗了！肚子對於人體曲線美是大有貢獻的，但是假使凸得像掛了布袋，太高了，就俗了！以此類推。同時我們胸中還潛伏一個道德觀念：我們不贊成一切誇張和賣弄，一方面因為一切誇張和賣弄總是過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語，下至戲裏的醜表功，都是言過其實、表過其裏的。 

如果硬要為美學強加一個功能，我會說它能使人對過量（excess）更加敏銳。美學上的俗，是美的過量；除此之外，我們也有倫理學上的俗，就是德性的過量－－一個人總愛表現得比他實際上所是的更善良；明明認識不深，卻對某個理念持有不成正比的信仰，一種相對於信仰基礎的信心過量；或者，一個人沒有受過什麼重大挫折，卻嚷著自己已對人性絕望，也是一種道德情感上的過量。這些過量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過度地包裝自我，言過其實，把自己看得太過高。他們不甘於當一個普通的人，於是就拼命的往上爬，要掙脫於人群之中。可是他們越刻意這樣做，就越是俗不可耐（kitsch）。美學的功能，就是要令人學會過適度含蓄的生活－－當你不再滿足於自吹自擂，你就會幹起實事來。

色戒︰順水推舟的愛情

（原發表於 2013 年 3 月 22 日，本人 facebook）

李安的三部代表作，色戒、斷背山和 Life of Pi ，若要我從較客觀的藝術角度來判斷，固然是斷背山最高，但我卻對色戒中那種離經叛道有著更大共鳴。戲中王佳芝（湯唯）和易先生（梁朝偉）不因什麼偉大或浪漫的理由而滋生愛情，也不是一見鍾情或心靈契合，只是命運催生了這段假而又真、順水推舟的關係。有些愛情就像這樣，糾結於肉慾和偶然性之間。王佳芝需要生活的重量，而易先生需要從重量中解放，就產生了一段肉體和精神的依賴關係。但由肉慾和自利需求所產生的愛情，還是可以重得比國家和道義要重，讓王佳芝走上毀滅之路。

回應鄺裕民（王力宏）遲來的一吻，王佳芝問︰「三年前你可以的，為什麼不？」若命運的紅線當初是結在王佳芝和鄘裕民之間，說不定可以成就一對長相廝守的幸福伴侶，但很多時命運往往不講門當戶對，也不考慮性格相容，偏偏兩個差距最大的人，就要糾纏在一段合不是、分也不是的愛恨之間。我們之所以能愛上「錯誤的人」，正正因為愛情的根源並非我們所想像的偉大，它可以是來自肉慾、可以是來自惡意、來自佔有慾，但卻正正是人類並非我們所想像的偉大，我們空虛、自私、怕孤單，才需要愛情來完滿人心的空缺。而這種完滿，在機緣之下可以是由任何兩個人達成的。較之「愛是恆久忍耐」之類的陳腔濫調，色戒中兩個有缺憾的人之間的愛慾情仇，更為真實、真緻。聖潔無私的愛情，是天上物，歸天上有，是阿波羅式的理性極致；色戒中的愛情，是狄俄尼索斯的（Dionysian)，是瘋狂，是盲目，眾叛親離的，屬於大地的。

拍徙勞無益的愛情還有很多，大島渚的青春殘酷物語、 Truffaut 的 Jules and Jim 、 Mike Nichols 的 The Graduate 、王家衛的墮落天使，但取角大多是視之為一種不成熟、過渡性的東西，大島渚視之為青春的盲動，而對王家衛來說，則從來都只有周慕雲和蘇麗珍的那種才是真正被命運作弄的愛情。而對於李安來說，王佳芝一句「快跑」，致命性的背叛，還好像要比一群捅死漢奸的大學生有更大覺悟，而後者才更像是青春的盲動。把肉體的愛情和其他愛情平等地積極看待的，色戒可能是電影中鮮有的例子。

最後評一評 Life of Pi ，我認為改拍這類型長篇小說不是李安的專長。李安擅長於為短篇小說填白同時又不會填掉詩意， Life of Pi 卻是長改短，還要是包含大量哲學思索的那種小說，這是文字擅長而畫面不擅長的領域，所以電影省略了小說前半部大部份的哲學思索，架空了上船前的故事，以致敘事上的不連貫，結構上又不對稱。因而前半部份鋪排的蓮花隱喻，到了後半部份已經變得過於誨澀，觀眾看不出前半部份的故事有什麼必要性。不過總的而言， Life of Pi 應該是改篇難度高的小說，李安已是超額完成。但私心一點，還是希望李安拍回色戒和斷背山這類型的電影。（若果美國觀眾的品味繼續主導市場，色戒這種高成本文藝片，永遠不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