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ither angel nor beast

（原發表於 2013 年 12 月 30 日，本人 facebook）

【前言︰回顧這一年，發現學術上的道路愈精，圈子就愈窄，再加上不斷轉換環境，在專科以外的話題上想找一個人討論便越發艱難。因此我自 2013 年年頭開始就變得在 facebook 上喋喋不休，把自己當成博客。但畢竟是 facebook ，這一年寫過的長文也就十篇左右，其中一些直接講政治的，受到關注和轉載並不意外，較意外的是最近一篇講電影的和年頭一篇講經濟學的也受到寵幸，不過那兩篇文章多少也扣連了一些時事議題。感覺比較可惜的是，有兩篇講心理學與道德的文章，我自己比較喜歡，但好像不太吸引眼球，不知道是因為寫得不好還是出於什麼偶然因素。我說的一篇是講公正世界假說；另一篇是講道德實踐，以下為重貼。】

這幾天我在想素食的問題，我毫無疑問是一個雜食者，但我也同意素食會是一個較道德的選擇，困擾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很多人跟我一樣，理性上知道食肉導致了很多殘忍的大量屠宰，卻偏偏在實踐上選擇刻意忘記那些紀錄片上的畫面呢？

我不同意某些素食者對雜食者的指責，他們覺得食肉都是殘忍而無知的，言辭間往往把雜食者當成凶惡犯來看待，這實在是對推廣素食毫無幫助。其實人無完人，即使是素食者自己，也有很多時無法作出最道德的抉擇。例如說，你上班途中看見一個小孩掉入河裡，如果你去救他，你會弄濕自己，然後你會遲到，那你會怎樣做？不用說，自己的方便跟一個生命如何能比較，當然是去救他了。那麼如果每日上班都看見幾百個小孩在河中掙扎呢？當然也是能救幾個就救幾個，生命要緊，其他事情算得上什麼。但這正正是非洲每天都上演的事情啊，為什麼我們捐錢的頻率總是很有限呢？我不會說所有不把多餘的錢全部捐出去的人都是見死不救，我們的道德義務感天生是有限的，我們也總是會找藉口不去做那些我們認為是對的事，我們經常是不理性的，這些都是人性的弱點。我們可以做的不是去譴責這些人性的弱點，而是思考如何設計更人性化的制度協助人們去實踐道德。

舉個例子來說，統計發現，在歐盟，有些國家的器官捐贈率超過九成，有些國家則低至兩三成，為什麼會如此兩極化呢？答案意外地簡單︰就是在一些國家，在填表的時候如果你同意器官捐贈，你要打一個剔，另一些國家，則是在你拒絕器官捐贈時，才要打一個剔。我們在面對器官捐贈這種重要的問題上往往不敢做決定，所以傾向不決定，維持 default 。制度的設計就可以「利用」這個人性弱點，鼓勵利他行為。

同樣道理，如果我們把捐款設定為 default ，不同意定期捐款的或決定自行捐款的，可以在稅單「不同意付義務慈善稅」一項上打個剔，這樣的設計會大大鼓勵捐款。在素食問題上，我們也有很多可能的做法鼓勵素食，除了宣傳和研發更多好味的素食選擇，價格會是一個很強大的推動因素。例如在英國，營養均衡的素食甚至比食肉要昂貴，成為了某些中產講究生活的玩意，但我們可以透過補貼，把素食的價格降低，甚至降得比食肉更低，對於普及素食習慣來說，這會比咒罵雜食者有效得多。

心理學有一個很有名的現象，叫「旁觀者效應」，Youtube 有一個片段，就是讓一個演員在倫敦 Liverpool street 掐著胸口痛苦地喊「 help me 」，發現幾十個途人路過也沒有一個人停下來慰問。正正因為街上人多，責任被分散，從眾心態讓每個人都看其他人如何行動才敢行動。但片段的結尾有第一個人介入時，周圍的所有人就陸續介入幫忙，這是很感人的場面，原來只要第一個人踏出一小步，就能幫助到所有人去踏出一大步，從眾也不一定是很壞的事。人類是有行大善的能力的，只是需要一個環境去觸發。

其實最可惡的不是人性，而是那些利用人性弱點去行不義之事的人，利用人性的盲目，去煽動歧視和仇恨的人。人性有其弱點，但也有其光輝之處，我們可能無法改變人性，但我們可以協助人們去發揮他們光明的一面。

（圖為著名的 Milgram experiment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很多人類行為並不是出於教育背景、品德信仰或意志力，而是出於環境的強大影響力。）

後記︰寫這一篇文章的動機，不是要為個人的道德責任尋藉口開脫，也不是認為用去政治化手段可以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只是我一直以來有一個疑問︰我們好像都假定了道德譴責是維繫社群倫理的重要手段，但道德譴責這個工作的執行，會否反過來培育出一些有害社群的性格，例如傲慢與狠毒？另外，主流的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都只關注道德判斷而不關心道德行為，但比起道德兩難，知易行難才是更常見的人類處境，為什麼我們如此缺少這方面的新思想？例如先前有小學生墮樓而校方沒有即時報警，在這些大是大非上，是什麼驅使人選擇明顯是錯的那一邊？



延伸閱讀︰

遇溺小孩的思想實驗︰Peter Singer 的簡短演講
Peter Singer: The Drowning Child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
測測你的道德一致性
Youtube: Bystander Effect
器官捐贈的資料
Elliot Aronson (et al.) 的教科書 Social Psychology

切腹

（原發表於 2013 年 12 月 23 日，本人 facebook）

這次想推介一部電影，因為它在很多方面都似是對應著近來的政治議題，我說的就是由小林正樹 1962 年執導的《切腹》。背景是德川幕府時代，由於中央集權，很多地方戰爭告一段落，於是大名們紛紛削減人手，數以千計的武士一下子淪為無主浪人。其中有一個浪人走到大名的家裡，稱自己與其在貧窮中等死，倒不如作為一個武士有尊嚴地自殺，所以請求大名允許他在府邸內舉行切腹儀式，大名深受這位浪人的武士精神感動，於是就聘請他來當自己的侍從。這番美談傳遍了周圍一帶地區，引來很多浪人模仿，到各大名的門前詐稱要切腹，圖謀一個職位。於是很多大名只好發幾個銀錢打發他們，怎料反而助長了這些敲詐行為。

（以上是背景，以下我會開始詳細劇透。你可以選擇跳到倒數第三段的評論。）

於是故事來到井伊家。有一名浪人，叫千千岩，來到門前相求以切腹，這是井伊家的第一位不速之客，令得一眾家臣十分懊惱－－該怎麼辦好呢？如果賞幾個錢打發了他，傳開去只會讓外面的浪人都知道井伊家的便宜好佔。於是他們決定「求仁得仁」，迫他立即切腹，以殺一警百。他們不理會千千岩將行刑寬緩一兩天的請求，借言說所有禮儀都準備好了，作為武士應一諾千金，反侮的話就讓守衛把你直接殺掉，於是千千岩就在眾人的威迫下切腹自盡。井伊家對他們的處理手法感到十分自豪，他們既阻止了投機的行為，又維護了武士道的名聲。

不久之後，又來了一位名叫津雲的浪人，提出了同樣的請求。井伊家的少主接見，跟他說了上面的故事，問他︰你還是要切腹嗎？怎料津雲不為所動，堅持要切腹。於是少主也只好為他準備切腹儀式。所謂切腹，就是在腹部切一個開口，這樣是不足以立即死去的，所以必須有一個助手，在切腹完成後立即在身後斬頭。津雲要求點名助手，點了三個人，竟然都恰好請了病假在家。於是津雲要求行刑前，在座的觀眾先聽他訴說他的故事。

原來，津雲跟千千岩的父親是舊友，原屬同一個藩，可是他們的藩崩落之後，千千岩的父親就以切腹追隨了他的大名，並把兒子交付予津雲。津雲跟那一千五百個家臣一同淪落民間，並開始跟女兒製扇造傘以求勉強渡日。之後，津雲把女兒許配給千千岩，他們夫婦在第二年誕下了孩子，於是孩子就成為了這個潦落的家中的唯一快樂泉源。好景不常，這個不足一歲的孩子突然發高燒，可是他們家擠不到幾個文錢去請醫生，於是千千岩就瞞著家人，來到井伊家......

津雲的故事說到這裡，大家都明白了，他是要讓這群迫死千千岩的人知道他們殺的不是什麼窮兇極惡的大奸角，只是一個逼於無奈的可憐人。千千岩緩刑的請求，也不是出於貪生怕死，只是想跟家人交代和道別。最後津雲一家等了一個晚上，才收到來自井伊家的屍體，於是孩子夭折了，津雲的女兒在兩天後也因為肺炎病發而去世。頓時津雲失去了一切。

可是，如今津雲來到井伊家，不僅僅是為了復仇的，他是為了讓當日的兇手體認到他的錯誤。少主聽罷這一切後，雖臉有難色，但還是反駁他說︰「身為武士，一言既出，他要求切腹我就讓他切腹，如果他原來並不想切腹的話，這也是他咎由自取的結果。」完美的邏輯，在當代我們是不是也有很多抽象的經濟理論確鑿地告訴我們什麼人是咎由自取？津雲反駁說，武士也是人，不能只靠榮譽當飯吃，你位高權重也許不會明白，但如果你是千千岩，在那個處境你又如何有更明智的抉擇？所謂武士道，說到底不過只是門面罷了！

就在電影的高潮，津雲從口袋裡掏出了三個髮髻，分別是先前津雲點名的，同時是當日有參與到迫害千千岩自殺的三位家臣。這三位在井伊家中是武藝最高的，可是都在決鬥中被割掉了髮髻。津雲說，割掉髮髻要比殺掉對方更難，身為武士，這樣的慘敗應讓他們感到無地自容，切腹謝罪的，可是他們竟然都假病在家，等待頭髮長回來！這一幕，無情地嘲弄了井伊家一直假言的武士道精神，少主的自信完全崩潰，他最後發動了全家的侍衛以及火槍兵圍剿津雲，事後令眾人對這件醜聞三緘其口，以維護家族的名聲。

這部電影，最發人深省的是，我們一開始聽千千岩被迫切腹的故事時，可能也跟這群井伊家的體面之士一樣，多少覺得千千岩這種投機份子是咎由自取。因為在一開始，我們並不了解千千岩的背景，我們對他一無所知，所以我們為他貼上很多標籤去為他定性，例如說他是來騙福利的，他人窮志短，利用同情心等等。這也是一開始井伊家的站立點︰站在他們面前的千千岩並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只是一個橫切面，夾雜「行騙行乞」的模糊想像。在這個想像當中，千千岩成為了所有騙福利之人的代表，他要為他們所有人代罪。津雲的介入，就是向井伊家和觀眾們，提供千千岩這個角色的縱切面－－他何以走到這一步呢？其實我們與每一個他者的相遇，都只能看見他呈現給我們那個角度的橫切面，至於他經歷了什麼而走到我們的面前，對此我們十分無知。千千岩是來井伊家借以切腹討錢的，井伊家就自然只能看見他欺詐的一面。一個圓柱體，你從正面去看是一個圓形，從側面去看是個長方形，我們要把所有的角度看盡，才知道這既不是正方形，也不是長方形，而是圓柱體。在現實中，我們審判某個人或某群人的時候，又是不是只看到一面呢？我們是否因為傲慢，堅持用那完美而片面的邏輯，斷定什麼人是咎由自取？屬於我們的「武士道」，或所謂文明素養、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否如津雲所說的，只是一個門面？當你自己窮途末路時，又是否會烙守當日令你得以站在高地的原則呢？

電影不會為現實的政治矛盾提供答案，小林正樹大概不會說井伊家的正確選擇一定是施舍幾個錢給千千岩，日後再有切腹行乞者也無任歡迎。不是這樣的，這只是從一個教條走到另一個教條。但是，如果我們能時刻提醒自己，一個人並不就等同他所呈現在我面前的那一面，一個人並不就等同他在新聞上的角色，一個人並不就等同他的身份、國藉、語言，那麼我們會不會放慢我們當審判者的衝動，放棄我們自以為手執正義之刀的那種虛妄？井伊家是否應問一問千千岩的苦衷？整件事是否不需要用那麼鐵腕的手段解決？

我期待電影藝術為世界帶來的，是更多的無知－－我們應當要了解，其實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人和事都比我們想像中更無知。

Williams 的倫理學

（原發表於 2013 年 12 月 15 日，本人 facebook）

Bernard Williams 的 Morality 中有很多微妙的論點都是我未想過的，其中的兩個我覺得特別有趣，所以講一下︰

1） 一般來講義務論會區分 moral motivation 同 prudential motivation ， Williams 認為這個區分既非 exclusive 也非 exhaustive 。他指出有些動機是基於愛、尊敬、慈悲等情感，而且是不能被化約為 prudential consideration 的。為名望而捐錢是一個道德上可質疑的動機，是因為這個動機和我們接受的行為結果沒有必然聯繫－－如果捐錢無法提升名望，他就不會捐錢，或者即便他捐的錢完全沒有被善用到去舒緩苦難上，他都不會介意。他會捐錢純粹是由於巧合地捐錢能夠滿足他的目的，甚至如果害人的事情能夠提升名望，他也有可能會考慮。但很多出於愛的利他行為則不是這樣，必需令所愛者能夠受益目的才會滿足，而不是發洩了愛意就滿足了的。

2） 除了眾多明顯的困難之外，功利主義還有一個困難我是沒曾發現的，就是它會合理化 Gresham's law 效應。例如，在囚犯兩難的情景，雙方根據功利主義最合符道德的行動就是背叛對方，因為功利主義者必須考慮其他人的反應及其引申的結果來選擇自己採取的行動，為了避免功利總和最差的結果出現，功利主義者可以作出先發制人的攻擊去獲得整體上次差的結果。問題是這種先發制人活動可以不斷推廣（例如先發制人地發動戰爭、先發制人地欺騙生意對象等），而這種活動的普及又進一步令先發制人更加有必要，最終演化成一個罪惡之城。但功利主義者無法訴諸更高層次的道德（例如互信）去避免這種惡性循環，一個功利主義社會只能夠考慮實際結果去決定什麼是道德的，而不能設下一些道德底線，從而在功利計算前對什麼行為絕不能考慮有個社會共識。這一點也同時折射出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的吸引之處︰只有當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能合理地期待其他人也會無條件遵守一定的規則，協作和和平才會有一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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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一︰

Gresham's Law 會出現是因為這個世界有「壞人」存在（maximizing one's individual utility），除非全體功利總和最佳的結果同時也是一個 Nash equilibrium （沒有個體能夠透過改變策略而獲得更大個人利益的結果），一個功利主義者就必須考慮到這樣的可能︰如果他和其他功利主義者都採取了可以最大化功利總和的行動，會否因為壞人的不合作而導致整體來講最差的結果？舉個例子，全世界都不裝備核武是 utility-maximised state ，但如果其他人都不裝備核武而某個壞人裝備了核武而得以極權統治世界，這是可能的最差情況，所以功利主義者會寧願先發制人地裝備核武，「核平衡」不是一個 utility-maximised state 但至少能避免最差結果。（這不是 Williams 原本的表述方式，他並沒有舉出具體例子，他寫這本書時可能未接觸 game theory 。）


Williams 也有攻擊 rule-utilitarianism ，他認為功利主義的規則化要麼去得不夠盡而無法解決功利主義的問題，要麼去得太盡而變得不再是功利主義。 rule-utilitarianism 會用 rule 取代功利計算是因為跟隨 general rules 比逐次計算較有效率，但是如果假定功利計算已經完成，那就沒有任何理由去服從規則而不是服從計算結果。所以 rule-utilitarianism 也無法避免 Gresham's Law 這個理論困難。

補充二︰

其實我覺得相比起功利主義和義務論，德性倫理（virtue ethics）比較接近人性。很多人會做善舉並不是出於抽象的 rule-obeying ，而是出於與他人的獨特人際關係，例如家庭內的親情，朋友間的友情，情侶間的愛情，公民和社會間忠誠之類，也是利他行為的重要來源。而且德性價值是經由文化內化到我們行為動機和情感之中的，而不是一種獨立於萬惡的動機和情感並與之抗衡的東西，所以我們做壞事時並不只是違反了某些抽象原則，而且還會受罪疚感折磨，會損害自尊。在一個講德性倫理的世界我認為要遠遠比康德的世界更能夠相信其他人不會隨便做壞事。

補充三︰

我想德性倫理跟義務論和功利主義最大的分別是後兩者都屬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所有道德判斷都要能從更廣泛的法則中推導出來。雖然 Mill 的功利主義的確也重視善用教化把利他的德性內化，但當個德性和功利原則產生矛盾時，我們就必需要捨德性取功利，所以之前所講的 Gresham's law 效應一樣會發生。而義務論則和德性倫理有矛盾，義務論要求道德行為是完全自主的（autonomous），如果道德行為只是出於社會教化、同儕壓力、罪疚感或自我形象，那不會是義務論理想中的道德行為。還有一點是兩個流派都同樣忽視了的，就是上面（1）點出的那些出於獨特社會脈絡下的道德行為。Williams 的倫理學最有趣的地方是他指出道德行為不能脫離道德語言，而一套道德語言必需有其文化脈絡，這個文化脈絡構成了一系列的道德行為（moral acts）和道德知識（moral knowledge︰種種社會角色的責任和權利、一個族群的目標、人的本質、上帝的指引等等）。

下面引自 SEP Bernard Williams條目的一個例子，很能說明這一點︰

Suppose for example that I, an officer of a wrecked ship, take the hard decision to actively prevent further castaways from climbing onto my already dangerously overcrowded lifeboat. Afterwards, I am tormented when I remember how I smashed the spare oar repeatedly over the heads and hands of desperate, drowning people. Yet what I did certainly brought it about tha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were saved from the shipwreck, so that a utilitarian would say that I brought about the best consequences, and anyone might agree that I found the only practicable way of avoiding a dramatically worse outcome. Moreover, as a Kantian might point out, there was nothing unfair or malicious about what I did in using the minimum force necessary to repel further boarders: my aim, since I could not save every life, was to save those who by no choice of mine just happened to be in the lifeboat already; this was an aim that I properly had, given my role as a ship's officer; and it was absolutely not my intention to kill or (perhaps) even to injure anyone. 

So what will typical advocates of the morality system have to say to me afterwards about my dreadful sense of regret? If they are—as perhaps they had better not be—totally consistent and totally honest with me, what they will have to say is simply “Don't give it a second thought; you did what morality required, so your deep anguish about it is irrational.” And that, surely, cannot be the right thing for anyone to say. My anguish is not irrational but entirely justified. Moreover, it is justified simply as an ex post facto response to what I did: it does not for instance depend for its propriety upon the suggestion—a characteristic one, for many modern moral theorists—that there is prospective value for the future in my being the kind of person who will have such reactions.

德性倫理當然也有可能淪為教條主義或有閒階級的矯情造作，但我覺得在這個時代重提它會讓我們對現代性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和批判。 Williams 說 Bentham 和 Mill 的功利主義在當年是有革命性質的，他們把不合符功利原則的性保守教條去除，但今天的功利主義者把精神都放在如何修補功利原則去切合一般的道德期待，反而成為了保守反動的。至於康德的義務論基本上是將基督教倫理轉譯成世俗倫理，但正如尼采和後來的存在主義者正確地指出，沒有上帝的定言律令就和沒有法庭的法律一樣毫無現實意義。

懸置道德判斷的場域

（原發表於 2013 年 11 月 30 日，本人 facebook）

我文學的啟蒙是來自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中的一篇評論散文，昆德拉指出小說是一個「道德判斷被懸置的場域」，意思是說我們在閱讀小說中一些不道德的人物時，可以免於日常生活中妄下道德判斷的衝動，而能夠先慢慢閱讀這個缺憾者的故事，把他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去瞭解，把故事讀完之後你要打要罵，隨你的便。

「延遲道德判斷」這個概念對我的藝術觀甚至人生觀影響甚深。我第一次看昆德拉時大概二十歲廿一歲，再早一兩年看的話，可能就不會有太大領悟。二十歲對我來講，是剛開始步出青春期的一年。

在電影方面，我也是很偏好於現實主義的︰賈樟柯的《小武》，描寫一個平凡的小偷，但你會發現除了偷東西，他也講友情，他會寂寞和妒忌，他也會愛人；Panahi 的 The Circle ，幾個逃獄的伊朗女人，因為種種無奈要再度犯法，要拋棄女兒；de Sica的 The Bicycle Thief ，一個父親被偷了單車，他的工作需要一架單車，於是他為了保住工作，成了一個單車小偷；小律的《一人息子》，一個男人在東京娶了妻生了孩子都沒有告訴鄉下的母親，原來是不想母親得知她賣了祖地供兒子去東京讀高中，畢業後他卻無法找到體面的工作。

我為什麼經常說香港現在最需要的是文藝，就是因為香港很缺乏這種人文主義，我們沒有耐心瞭解他人的世界。僅僅是理性認知有時很難改變態度與偏見，重點是我們要跟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相遇，而不是抽象地談論之，小說和電影就有這個獨特功能。只有當我們不能把人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看待時，才會把對方敵對化。例如那些反同志權益的人，腦海中就只有一些刻板印象，但如果讓他們看看《斷背山》，看看兩個男人的愛情是可以多麼真摰，讓他們產生同理心，說不定要比講十萬句道理有效。

狗鎮

（原發表於 2013 年 10 月 27 日，本人 facebook）

最近香港的政治氣氛常讓我想起 Dogville 這部電影。第一次看是一年半前，那時已經覺得導演 Lars von Trier 對好於犯惡又擅於自義的人性有很不留情的描寫。狗鎮上的居民愛以受害者身份自居這種心態非常真實，當中男主角Tom扮演鎮上知識份子的這個角色，更是和應了很多我對偽善者的觀察。

這是一部關於懦弱、自義和傲慢如何將人與人和睦的關係拖上奴役之路的電影。

Dogville 在美國受到了不少評論攻擊，主要都是針對著 von Trier 的仇美主義展開的，而 Dogville 也確實是作為「美國三部曲」之首部曲上映的，戲內描寫的排外主義確實可能有針對美國的意圖。但我第一次看時沒有這些背景知識，以純粹的心態觀影，視之為對普世人性的反思，覺得是非常之出色的電影。

Lars von Trier的其他電影，除左 Manderlay 覺得還不錯，其他都不喜歡，甚至很討厭，例如 Dancer in the Dark 和 Antichrist ，但這不影響我對 Dogville 的判斷。好奇人類為何會 capable of great evil 的人，這部電影會令你陷入沉思和自我反省之中。

「 2012 我的 10 本書」暨簡略書評

（原發表於 2012 年 12 月 27 日，本人 facebook）

其實有很多書都想寫長篇評論，但本科學業繁重，苦無空閒，所以謹此抽 10 本這年最喜歡的書簡略地寫一寫，作為年度閱讀總結。

1.  《社會分層與不平等: 歷史、比較、全球視角下的階級衝突》 – Harold R. Kerbo; 上海人民出版社

教科書式的磚頭巨著，但因為太喜歡，我花了四天不眠不休一口氣看完了。此書主要部份分析了美國的階級形成，其中獨到的觀點包括作者以 Weber 的科層視野根據股份組成等等證據指出了美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當初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由企業和金融巨頭的 CEO 和其他最高層管理人員們組成的公司階層，成為了向心力強而和白宮關係密切的 Ruling Class 。除了美國外作者也全面分析了日本和德國的階級結構，作為對照。此書是難得一見實證統計和理論分析同時兼顧的好書。中環三聯有售。

2.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 Hannah Arendt; Meridian Books

研究政治理論不可不讀的一本大作。 Arendt 在本書探討了納粹的興起，對於 Holocaust 的詮釋，她反駁了兩種常識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反猶主義是隨著民族主義而誕生，納粹基本上只是利用民眾的仇恨取得政權；另一種觀點認為反猶主義在歐洲是自古存在的一件事，猶太人只是無辜一切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而 Arendt 指出事實上現代反猶主義的興起正正是隨著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末落而來的，而第一個反猶政黨更是最早達成了跨國合作的國際性組織。她亦批評代罪羔羊的說法危險，除了無法解釋為何恆古存在的歧視竟然在二十世紀突然演變為大屠殺，忽略當中的政治因素無疑是為被害和迫害雙方都逃避真正的責任。此書後面對極權主義本質的分析非常獨到，一般認為極權主義就是獨裁（aristocracy）的極致，但 Arendt 主張兩者有本質上的分別，獨裁是一種管治形式，而極權主義是一種運動模式，獨裁管治把社會分成守衛深嚴的各個階級，極權運動則倒過頭來把階級分解為民眾（mass），極權領袖因此並不依賴任何一個強勢階級的支持，而是一個個孤立（isolated）且孤獨（lonely）的個人。

3.  《玩笑》 – Milan Kundera; 皇冠

據說這本小說被評為政治小說，甚至是「流亡文學」，遂被昆德拉本身駁斥︰「這是一本愛情小說！」太過著重政治的表象，就看不穿昆德拉真正關心的命題。《玩》說的是一個蘇聯佔領時期的一個捷克共產黨員，因一次和女朋友開了一個玩笑，被告發並流放到軍營。小說要寫的不是共產主義，而僅僅是借用蘇佔時期作為背景寫愛恨之間錯綜複雜互不相知的命運。這是昆德拉第一本成熟作品，比後來的作品較少長篇大論的哲學思索，但故事由四個不同角色第一身講述，在時間上不斷來回跳躍，由不同視角層層剝開主角命運的真相，是寫得最漂亮最有詩意的一本。

4.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 Gabriel Garcia Marquez; PENGUIN

馬奎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巨著，恐怕不需要我多作介紹。小說講述了 Buendia 家族六代人的故事，第一代的 Jose Arcadio Buendia 因殺害了取笑自己不舉的鄰居而不堪其亡靈纏繞，帶著一群旅伴自我流放到一個未知之地，並在當地創立了 Macondo 一鎮，自此之後 Buendia 家族就恍如受到永劫輪迴的詛咒，一代一代重複著相同的悲劇性命運。強烈的歷史感是此書的特點，現代小說多以單一主角為主軸，而主角們幾乎都沒有後裔，因為如果主角留有後裔，主角的故事就好像會伸延出他的生命之外，因果之鏈由他的兒女繼續發展，故事就無法劃上句號。《百年孤寂》中的伊底帕斯（Oedipus）式命運感，先人幽靈不斷徘徊的意象，不把角色置放在橫跨百年的史詩之中，是不可能表現出來的。

5.  《生活在他方》 – Milan Kundera; 皇冠

雖然全書都沒有出現「媚俗」一詞出現，但這本書恐怕要比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更要專注於探索媚俗這種天性。比起昆德拉其他小說，《生》的敘事結構比較簡單，基本上線性地描寫了主角詩人的一生。昆德拉似乎認為媚俗和詩意密不可分，小說的標題就是取自 Arthur Rimbaud 的詩句︰True life is elsewhere. 正因為此方生活的平庸不可忍受，他方的革命才是真實；無法接受出於偶然甚至出於近水樓台的愛情，主角喊道︰「要麼全有，要麼全無」──妳要能為我而死。這種日常隨處可見的浪漫主義，一旦結合政治，就成為悲劇。

6.  “Immortality” – Milan Kundera; Faber & Faber

（我的昆德拉毒中的很深……） Immortality 是昆德拉第一本用法語寫成的小說，由於以現代巴黎為背景，故事完完全全省卻了捷克時期作品的政治動盪背景，反而挪用了歌德（Goether）情婦的軼聞作為主角一家人的互文。之所以會把兩個完全無因果關係的故事拉在一起，是因為昆德拉認為人的個性和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與前人重複──想法是如此之少，世界人口是如此之多；原創性是那麼的難，借用他人的點子是那麼的易！昆德拉在此書探討的是一個更抽象的哲學命題︰個人如何介定自己？甚至可以見到一種後設性（meta-ness）︰小說史本身是否就是有限主題的不斷變奏？

7.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Michael Sandel; PENGUIN

Michael Sandel 是一個很成功的哲普作家，對於哲學背景較強的讀者來說，本書不外乎是溫習 J.S. Mill 、 Kant 、 Rawls 和 Aristotle 的倫理學/政治哲學，但 Sandel 總能夠點出一些像我這樣讀了七年八年哲學都未想過的問題。書中最原創的論點是「回到亞里斯多德」的主張， Sandel 指出無論以 Mill 為首的功利主義， Kant 為首的義務論，還是 Rawls 的契約論，不旦有各自的理論缺憾，很多現實政治議題根本不落入他們設置的範疇之內，例如同性婚姻，把議題設置為一個人權問題根本是範疇錯置，因為政府對婚姻的認可是對一種家庭模式的肯定，像頒發退伍軍人勲章，是對一種美德（virtue）的肯定。因此 Sandel 提倡我們應該讓美德的討論重返公共，不是放棄跟價值觀相異的人對話，而是從不間止的對話中找出一種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

8.  《洗腦: 操控心智的邪惡科學》 – Dominic Streatfield; 麥田

標題貌似是一本陰謀論大作，正正相反，這本書的目的在於去除有關「洗腦科學」的神話。此書由被蘇聯俘虜的波蘭主教和美國間諜被釋放後竟然變成了忠實的共產主義擁護者開始講起，「洗腦」（brainwash）一詞本身就是冷戰時期西方傳媒人發明的字眼，三人成虎，在傳媒鬧得哄烈烈之下， CIA 和 MI6 等軍情機關也唯恐落後於蘇聯而紛紛開始研究洗腦技術。可惜的是，幾十年的洗腦研究幾乎都沒有任何成果，「洗腦」終究是子虛烏有。作者還寫述了一宗指控重金屬音樂催眠了他們的兒子並誘使他們自殺的案例，還有發生在八十年代 New Age 新宗教興起令大量青少年一夜改宗並和家人脫離關係的事件。本書最大的洞見是︰「洗腦」一事本身沒有多少證據支持，但當我們無法接受自己親愛的孩子竟然會自殺、竟然會改宗邪教，我們很自然地會想把原因訴諸於一些不可抵擋的操控性力量，而絕不是出於孩子們的自由意願。

9.  “Road to Infinity: Mathematics of Truth and Proof” – John Stillwell; A K Peters

寫集合論和不完備定理的普及作品很多，這本書的特點是更加從開創者的視角探討那些數學思想在發展成熟為一個體系前，是怎樣出現在數學家的腦海中的。例如本書闡述了 transfinite number 和 Fourier analysis 的關係，先於 Gödel 提出不完備定理的 Post 如何在未有一個定義之前思索 formal system 的 computability 。非常適合本科生閱讀，但即使沒有本科訓練，高中程度的數學也可勉強應付本書。

10.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Ulrich Beck; 立緒文化

這並不是一本那麼顯眼的書，但這兩位德國社會學家對於當代婚姻的混亂現像的確很有洞見。他們認為當代極高的離婚率來自於工業化隨之而來的個人主義，傳統婚姻模式的崩壞雖然解放了女性（和男性），但失去了外在強加的家庭分工模式和強大家族網絡的關係疏通，婚姻中的二人變得每項事情由丟垃圾到旅行計劃都需要不斷的對話和妥協，從小事中不斷累積矛盾，成為了婚姻危機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婚姻失去了前工業化時期的經濟共同體的功能，浪漫化思想的興起令人們產生對婚姻越來越多更形而上的要求。婚後慢慢發現兩人差異太大、感到受家庭束縛無法實現自我，導致了基於浪漫的現代婚姻比基於經濟實用的傳統婚姻更脆弱，因為浪漫化的個人更傾向尋找新的 ”the one" 。

公正的世界

（原發表於 2013 年 4 月 30 日，本人 facebook）

其實我想嚴磊輝不是真的對碼頭苦況如此無知，只是他從心底裡相信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自己的地位和待遇，是完全出於自己努力的成果，而工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地位之低微定是究由自取。

這就是社會心理學所說的「公正世界假說」（just world hypothesis），大部分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假定了人生的遭遇是自己德行的果報。這種假說令幸運之人減少對不勞而獲的內疚感，而在每日所看見的社會不幸和不義前，公正世界假說也能減輕因同情和責任感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不幸的人能從這種假說尋找到對自己遭遇的解釋，雖然承認自己的過錯難受，但要承認自己的遭遇完全不在自己的行為所掌控之中，更為難接受。原始宗教寧願想像天災是神對人的懲罰，也不願相信天災的來臨完全不為人的行為影響，至少若問題出於自己，你會較甘心接受，而且也有可能透過改變自己來改變遭遇。是故公正世界假說就作為心靈安撫劑而根植於大多數人的世界觀之中。

自欺的人是健康的－－公正世界假說有其功勞，它令我們能半閉著眼地活下去，而不需要無刻為世界的荒謬所困擾。但若人們一直對其不知不覺，也是會演變出很嚴重的後果的。越戰時很多平民遭到殺害，美兵因承受強烈的良心責難，在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下，他們適應了一種新想法︰越南人是次等人，他們智力道德低下，所以殺越南人就好像殺豬殺牛一樣，不算真正殺人。認知失調就是當人的行為（殺人）和對自己的認知（「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有衝突時，他要麼改變行為來切合自己認知，要麼改變認知來合理化行為。在美兵的例子中，美兵重新詮釋了事實，正當化了自己的行為來減輕殺人的罪惡感。這個現象也稱為「怪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例如每每有強暴案，總有人會怪罪受害穿著裸露咎由自取。施害者固然從怪責受害者中減輕了責任，旁觀者也能從中減低對世界不公的意識，而自己隨時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所引起的焦慮，就得以舒緩。

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說當代社會上流階級的「包箱文化」，拒絕和社會大眾混和在一起，會令階級之間的偏見日益增加，跨階層溝通失效，是為當代民主社會的危機。其實除了平民體驗不足，如何詮釋平民體驗也是很重要的。若果上流階級只是微服出巡般體驗平民生活，或是視為「我年輕時都捱過」的談資、或是看看紀錄片、捐捐錢然後感覺自己情操高尚，但本質上還是相信世道的安排公正，拼命劃清高低界線，不認真認為自己也是平民的一員，那麼對階級間的溝通，仍然是毫無幫助的。

可幸的是，研究也指出社會心理學的知識有利受試者注意到自己的偏見，普及社會心理學知識有可能令世界變得較好。正如那刻在阿波羅神廟的警句所言︰「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美德的心靈，來源於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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