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就是相信幸福

先前在 Existential Comics 看了一篇探討何謂幸福的漫畫，覺得頗有深度，所以想撰文為他的論點再作一些延伸討論。

幸福是一種判斷

漫畫作者透過兩個人物的對話來帶出討論，其中一個人說所謂幸福就是 serotonin 和 dopamine ，是來自一些腦內的化學物，產生出快樂的感覺。另一個人反駁說，幸福絕不只是一種感覺而已，他提出了一個思想實驗，假想一個瘋狂科學家把你縛在椅子上，他能透過控制你腦內的化學物分泌來為你製造出最愉悅的感覺，但同時他在你面前把你的家人一個個地殺掉，這樣的情況下，你會說你幸福嗎？

當然不會！這就說明幸福不只是一種內在於我們的感覺而已，它跟我們身處的環境，以及我們對環境的詮釋有關。作者繼續舉出拿破倫以及歷史上眾多堅韌的科學家作例，指出很多超凡的偉人，都不會因自己要面對的艱辛而厭惡人生。生理上的歡悅既不是幸福的充分條件，也非其必要條件。

其實這個說法其實在心理學也可以找到它的對應，two-factor theory of emotion 就認為生理喚起（physiological arousal）要經過主體的詮釋才會成為一種情感（emotion）。這個理論跟著名的吊橋現象有關，在實驗中，心理學家讓男性受試者橫過一條吊橋，到了對岸會有一個漂亮的女實驗員派發問卷和她自己的電話號碼，讓之後對實驗有什麼疑問的受試者查詢。而控制組的受試者則不需要橫過吊橋，而是直接領取問卷和電話號碼。實驗結果發現吊橋組比控制組有更多受試者打電話給女實驗員，希望能跟她約會。這個差異很可能就是來自吊橋組的受試者錯誤地把吊橋引起的緊張感詮釋成對女實驗員的心動感覺，而他們卻完全意識不到吊橋對他們的行為有什麼影響。在這個例子中，橫過吊橋會引起受試者的一些生理喚起，例如心跳加速、冒汗、睪丸素水平提升，但受試者還需要透過他對環境的認知來尋找這些生理喚起的原因，從而詮釋出這是驚恐還是愛。

幸福這回事也很相似，它不是一種客觀的性質，而是一種判斷。判斷是由價值觀、我們對環境和自我的認知、以及我們對環境和自我的詮釋所構成的。所以家人在面前被屠殺時，縱使我的腦被注入很多 dopamine ，我還是絕不會判斷這是幸福，因為我清楚認識到家人被殺以及自己的腦內分泌受操控的事實，我也很清楚這兩個事實對我來講的意義（家人對自己的重大意義；人工製造、自我中心的愉悅感的零意義），還有我有一套價值觀，拒絕接受這種被強加的快樂。

所以，作者借角色之口作出結論︰ "Happiness is believing you are happy" 。由於幸福是一種判斷，這種判斷必定需要根據以上所講的關於事實和價值的信念（belief）作基礎。如果瘋狂科學家告訴我，家人被殺的畫面只是一個幻覺，而我又相信他，那我所受的精神困擾也會減輕很多。又，如果我信奉絕對的利己主義，認定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快樂，那我就可能會覺得家人之死不值得讓我精神受困，倒不如好好享受科學家提供的極致歡悅。隨著人的成長，信念、認知和價值觀有所改變，我們也可能會發現以前認定為幸福的事其實很愚蠢，例如實屬虛榮幻象的名聲。所以，幸福並無其他客觀標準。一些人可以為國家為理想遭受極大的客觀痛苦卻堅持自己是幸福的，而另一些人可以在狂歡的同時感到空虛寂寞，生命了無意義；這些差異都是跟不同人的不同信念，或同一個人在不同時空下的不同信念有關。

自欺與絕望

這個年頭講「信念」，很容易就會聯想起一種「正能量」式的自欺欺人－－我只要把自己所面對的所有事都詮釋成好事，或者把所有問題都塞進床底下，那不就沒有煩惱了嗎？這不是不行，但卻有一種危險︰當事情演變到我們無法不作正視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無可能挽回了。對 Leo Tolstoy 來說，迫使我們誠實地反思人生的最後一道王牌，就是死亡。他的短篇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談的就是一個典型的公務員 Ivan ，他以追隨上流社會的生活風尚來引導自己的人生，所以他跟所有人一樣，娶了一個體面的老婆，生了幾個小孩。但有家庭就注定有麻煩，他不想因為家庭而失去他的心境安寧，所以他的解決之道就是借工作為藉口逃避家人。妻子和孩子們抱怨愈多，他對工作就愈投入。這種對工作的投入，也為他贏來他想要的財富和地位，他對一切都非常滿意，人生沒有比這樣更好了。可是，一天他發現了自己患上了不明之症，他的身體告訴他將命不久已，他開始對死亡的未知惶恐起來，卻發現身邊沒有任何人願意分擔他的焦慮。 Ivan 在面對死亡的這幾個月內感到無比孤獨，家人對他因痛苦而發的嚎哭也漸漸變得習以為常， 沒有人願意真的投入到一個瀕死者的內心，更多人為了維持日常生活運轉而假裝他沒有事，職場上認識的人把工作看得重，都不會關心他，而家人的關係本身已很疏離，現在更成了他們的負擔。比起肉體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更讓他崩潰。 Ivan 於是被迫思考，究竟是什麼出了錯，讓他那個愜意的人生，會以如此孤獨不安的方式結束？他拼命地回憶，想要搞清楚，而直接臨終的那一天，他才醒悟︰「啊，那種所謂上流社會的生活風尚，會不會其實是錯誤的？」那些表面幸福的在上位者，會不會也是在臨死前才被迫償還借來的快活，才發現自己的錯誤，但那時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就在這瀕死的一刻， Ivan 的信念全數被推翻，他發現自己的整個人生都是一場錯誤，但他已經沒有改正的機會了，於是他只好在絕望與孤獨之中死去。

自欺欺人和鴕鳥政策的代價，就是臨終的絕望。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這則寓言，不能僅當作是 Tolstoy 對上流社會的批判。習染上流社會的市儈俗氣，固然是 Ivan 最後要面對如此強烈的虛無感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假設 Ivan 是一個有理想熱血的人，追逐的不是上流社會，而是以傑出運動員為榜樣，一生在體育界上攀爬，會否也有一日因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後悔他為理想犧牲了跟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會不會後悔他所放棄了的青春？又如果他能做到面面俱圓，會不會也有可能最終後悔自己一生平庸，沒有發揮自己的極限？我們總會覺得「不會的，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有信心，我不會後悔的」，但這有可能中了一個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陷阱︰我們總會高估了自己性情和思想的 constancy ，例如我們會覺得十年後的自己跟現在不會差異很大，但當去回想十年前的自己是如何時，又發現十年間自己變化很大。這就是我們的存在困境︰幸福建立於信念之上，而信念又很容易被推翻。除了我們的性情和價值觀會因時間改變而推翻先前的信念，一些 life events ，例如疾病、死亡、中年危機或原有的生活慣性因突如其來的改變（產子、離婚、失業、家人逝世等）而被打亂，也會令我們不得不反思人生，重新尋找意義。困難就在於，我們很難預測到怎樣才是一個無悔的人生。

自由的代價

存在主義哲學家 Søren Kierkegaard 會說︰無論你如何選擇自己的人生，你也會後悔。一位朋友因不知道應否跟一個女子結婚，於是寫信向 Kierkegaard 請求意見（他真是問對人了）， Kierkegaard 如此回應︰

I see it all perfectly; there are two possible situations — one can either do this or that. My honest opinion and my friendly advice is this: do it or do not do it — you will regret both. [1] 

無論你做還是不做，你都會後悔。如果你為了理想而犧牲家庭，當你年老患病最需要家人時卻無法再彌補跟子女的情感疏落，你就會後侮；如果你為了家庭而犧牲理想，當你人生已過一大半時，你又會不甘自己的平庸，你會厭惡不斷重複的日常，你會變得忌恨年青人，你會後悔沒有貫徹理想。 Kierkegaard 說，所謂的畏懼（dread），就是意識到自己有可能亦有自由去進行選擇。正因為我們有自由去選擇自己要追逐理想與否，我們就要對其後果負上責任。意識到自己要為每一個決定負責，這種負擔能使人窒息，遲遲不敢作決定。

我們對自己的信念感到不確定，這個不確定性除了是外在的（我們所不能操控的際遇和運氣），也是內在的，即我們意識到在我們選擇的信念之外，有無限多的其他可能，我們無法避免懷疑自己的選擇是否較好的。所以，要幸福的話，只有信念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把信念轉化為信仰。我們可以把「信仰」（faith）定義為「可能性的持續廢除（continuous annullation of possibilities）」。認定一個人生信仰，例如我要當一個運動員，就要持續地去廢除其他存在的可能性︰我有做個工資可觀的白領的可能；我有成為體育老師，換取安穩生活的可能；我有放棄自己本來的計劃，跟隨被調職的丈夫到外國生活的可能。把一種偶然之下獲取的想法，一種在某個時刻機緣巧合下產生的熱情，一種受成長環境灌輸的價值觀，認定為是必然的，不可更改的，必須服從的人生志業，這就是信仰。所以，宗教是一種信仰，如果我不是生長於基督教家庭而是生長於伊斯蘭教家庭，我就不會信奉基督教，但我既然已經信奉基督教，我要不被這種信念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所動搖，我就要把這種偶然認定為必然，把信念化為信仰。［2］愛情也是一種信仰，所謂愛情就是把一個偶然遇到，實際上並非唯一的對象視為唯一。如果我們不持續廢除「我這個伴偶隨時可以由其他人代替」的可能性，我們就無法專一，無法維持任何長久關係。［3］其他的事上，如事業的決定、政治上的抉擇、道德上的選擇，都或多或少依循這個邏輯︰如果我們時刻不忘自己的政治取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階級背景、自己所接觸的有限資訊以及種種偶然因素所產生的偏見，那我們就很難在政治上有任何行動。［4］

 Fyodor Dostoevsky 所著的 Notes from Underground 正正是描寫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經常懷疑自己，生怕被自己的大腦所騙，他無法形成任何持久的信念，更不用說有任何信仰，他認為那些能在生活中很主動（active）的人，都是因為不夠清醒（less conscious）和不夠聰明（less intelligent），那些人正是因為不知道如何批判自己、分析自己，才會那麼幼稚地把很多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但如此高傲的他卻因自己的懷疑主義而無法投入生活，常為自己失敗的人生感到羞恥。 Dostoevsky 寫這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批判理性主義對傳統信仰的侵蝕，如果每一種實踐（practice）都要求一個理性的辯護（rational justification），那我們最終會發現每一個辯護理由都有合理化（rationalisation）的可疑［5］，於是會喪失任何行動的起點，循入虛無主義。傳統和宗教的社會功能就在於給予個人一個既定角色和意義網絡，例如作為新教徒，我的存在意義就是以辛勤的工作來榮耀上帝，無論如何我也不去審問這個教條的基礎，我就能安心地以這個標準來判斷自己的人生成功與否，而不需要因對標準本身產生懷疑而懷疑自己的幸福。有了信仰，我就起碼能有一條通往幸福的路線圖，接下來就是努力向著一個特定終點前進，不為其他可能終點而分心。

可是，正如 Jean-Paul Sartre 指出，接受什麼宗教信仰的指引，歸根究底都是個人自由的選擇，我們無法把責任推卸給教會、家庭或政黨，所以還是要回到那個核心問題︰我們應該如何作出選擇？其實人生信仰的選擇根本沒有理性基礎可言，我們無論怎樣思考都無法有一個確鑿的答案，固此也沒有什麼根據可以讓我們肯定的說「這就是幸福。」最普遍的對策是，乾脆假裝幸福不是一種判斷，而是一種感覺︰既然一切都不確定，既然一切都轉眼即逝，既然幹什麼都會後悔，那為什麼不把握當下的快樂，聽任情緒的指揮呢？－－諸君，繞了一大個圈，我們還是回到了我們當代的時代精神。


［1］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my italic.
［2］參考拙文︰G. A. Cohen 與哲學信念
［3］關於把偶然化作必然的這一點，跟 Friedrich Nietzsche 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也有關係，Milan Kundera 在小說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中對這一點作出了非常精彩的詮釋。
［4］參考拙文︰不惑之年
［5］Nietzsche 在 Beyond Good and Evil 和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中剖析了自古以來道德原則的辯護如何其實是一種合理化，筆者的懷疑主義也是受其影響。


延伸閱讀︰

拙文〈不惑之年〉
拙文〈G. A. Cohen 與哲學信念〉
Existential Comics: Two Brothers
漫畫 Supernormal Stimuli: This is Your Brain on Porn, Junk Food, and the Internet
清哲學︰〈海德格與托爾斯泰〉
Social Psychology, Elliot Aronson et al.
The Death of Ivan Illyich, Leo Tolstoy
A Confession, Leo Tolstoy (Introductio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Fyodor Dosto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Fyodor Dostoevsky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Jean-Paul Sartre
The Age of Reason, Jean-Paul Sartre
Either/Or: A Fragment of Life, Søren Kierkegaard
Beyond Good and Evil, Friedrich Nietzsche
Liquid Modernity, Zygmunt Bauman

電影︰

楊德昌《海灘的一天》、《一一》
Ingmar Bergman: Wild Strawberry; Winter Light; Autumn Sonata
Paul Thomas Anderson: Magnolia
Mike Leigh: Naked 

面目模糊的弱者

（原發表於 2014 年 8 月 3 日，本人 facebook）

Photo: Jamal al-Saaidi

印象記得之前有研究說，人們會較容易同情天災或意外的受難者，而較難同情因戰爭或受他人惡意所害的人，因為前者不能避免，而對於後者，我們較容易想像出一些理由去怪責受害者，例如女人被強姦是因為她們穿著不檢點，巴勒斯坦人被屠殺自然也是因為「他們也有錯」。所以相對於每日數以百計地死亡的有「嫌疑」的巴人，我們會遠遠較關心馬航的那些絕對無辜者。

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可能也是這種邏輯，我們較易想像那些馬拉松選手都是絕對無辜的，而較難去想像活在中東的平民也是絕對無辜的。受傳媒影響，我們的腦自動就把阿拉伯人和極端狂熱份子的形象聯繫起來，因為除了這些新聞上可見的形象，我們就已經沒有更多知識去供我們去想像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但當我們一說美國人，就能立即想起那些我們在電影和電視上見過了具體形象︰熱愛家庭的白人男性、旅行時墮入愛河的金髮美女、災難時勇敢救人的英雄 ......

大概沒有人能有完全平等的愛，但至少我想我們應該要對自己有要求，至少對媒體和娛樂工業的影響有所警覺，並誠實地去了解自己︰愛護弱小不是我們的天性，我們的天性是去愛那些給我們印象親切的人，而能夠控制什麼人能夠經常在媒體、廣告、娛樂產品上出現的，不會是真正的弱小－－也可以說，我們的天性是偏愛強者。至少當我們不再偽善時，就有機會憑意志和理性去改造我們的天性，真正地學會不加差別地憐憫弱者。

後記︰看看這段為流浪漢穿上西裝後反而得到更多路人捐助的影片

佛洛依德與自然主義

（原發表於 2014 年 7 月 19 日，本人 facebook）

讀 Burke 的美學，竟然令我理順了一些之前關於 Freud 的想法。我一直都覺得 Freud 的潛意識理論是和自然主義（naturalism） 有衝突的，或至少就 Freud 自己的表述形式而言，他未能調和這個衝突。但至於為何我會有這種感覺，我一直都未能很掌握到，直到讀到 Burke 對主流悲劇理論的反駁。當時流行對為什麼我們喜歡看悲劇的一個解釋是，我們的滿足感來自我們因意識到該場悲劇純粹虛構，以及意識到我們作為觀眾實際上並不受劇中的苦難所擾，而產生出的一種安慰。對於這套理論， Burke 給了一個很自然主義式的批評︰

I am afraid it is a practice much too common in inquiries of this nature, to attribute the cause of feelings which merely arise from the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our bodies, or from the natural frame and constitution of our minds, to certain conclusions of the reasoning faculty on the objects presented to us; for I should imagine, that the influence of reason in producing our passions is nothing near so extensive as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Burke 的批判，在自然主義的取角上，適用於不少美學理論和精神分析理論上。其關鍵字是 "mechanical" 。在這裡我或許可以嘗試做一個區分︰原因（cause）和理由（reason）。

例如說， Brett Kahr ，一個著名的精神分析學派臨床心理學家，曾經描述過一個案例，案中男主角雖然是異性戀者，但他卻需要依賴一個奇怪的性幻想來得到高潮︰他幻想在其他男人身上撤尿，藉羞辱他們來獲得性快感。 Kahr 的解釋是，這位主角童年時在廁格小便被其他男孩取笑，在心理創傷下，他潛意識創造了這樣的一個具報復色彩的幻想來發洩不滿。這種解釋，就是給出理由，而不是給出原因。在自然主義者眼中，這種分析犯了範疇錯置的謬誤。自然主義者當然不會認為理由在任何情景下都不能作為解釋，比如說針對「小明為什麼坐火車」這問題，「小明想去廣州」就是個好的解釋。但是，像是在潛意識、直接的情感反應之類的領域，我們不能假定在我們意識外還有一個深思熟慮的主體，它考慮到我們離悲劇中的苦難很遠，於是命令我們的身體產生滿足感；或者考慮到我們要在精神上報復那些嘲弄過我們的人，而命令我們的身體對報復幻想產生性快感。也就是說，身體為何會產生一些我們意識無法控制的感覺和情感，必須用和身體同一範疇的概念來解釋。自然主義者認為我們的身體是機械性的，所以就應該用機械性的原因去解釋。

Freud 的理論和行文風格，就常常讓人感覺有這樣的一個邏輯︰在我們意識之上還有一個潛意識主體，它意識到我們需要發洩受壓抑的慾望，所以它就指使我們利用夢境、口誤、性癖好等手段去排解慾望，即便是我們的意識完全沒有這種意圖（亦沒有任何意圖）。這令人懷疑 Freud 是否為潛意識安上了人格，或至少某種意向性（intentionality），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 Freud 精神分析要和自然主義調和就非常困難（雖然不是邏輯上不可能）。

這個討論跟生物哲學中目的論解釋（teleological explanation）和機械性解釋（mechanical explanation）或許也有點類似。目的論解釋是指例如「動物擁有心臟是因為要為全身血液進行輸送和循環」，這種解釋的風格就像生物有一個設計者，他根據各種目的設計出生物的各個部份一樣，所以有很多自然主義者（是不是全部我就不清楚了）會認為一切目的論解釋應該要能夠（透過演化論）化約為機械性解釋，才能算得上是完善的科學解釋。但生物哲學我讀得很少很少，所以還是就此擱筆，點到即止比較好。

The Hunt: 謠言心理學

（原發表於 2014 年 2 月 13 日，本人 facebook）

剛看了 The Hunt ，講的是一個幼稚園老師因一個小女孩無心的謊言，被整個鎮誤指為戀童癖罪犯。這電影拍得實在太好，好得讓人難受。我不需要評述太多了， the film speaks for itself ，倒是想講講當中一些的心理學（有劇透，還未看就先把電影看了吧）︰

最初，幼稚園園長對小女孩 Klara 的告白也是半信半疑，她意識到指控嚴重，必須審慎。但當那個疑似社工的男人來調查時，命運就踏上不歸路－－他問了引導性問題。一開始時 Klara 知道好像要變得麻煩了，於是否認她跟園長說過什麼，但她也不想開口承認自己說了謊，她想選擇沉默，但大人們不容許，他們一定要把答案給問出來，於是直白地問了「你說 Lucas 讓你看了他的雞雞，是不是？」這種問題方便了 Klara 選擇讓謊言繼續，因為她只需要點一點頭，就可以擺脫他們的追問。如果「社工」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Klara 很可能不會把謊言重述一次，而是保持沉默，當作沒事發生。

而第二個關鍵點是，園長把事情告訴了第三者。一個人本來半信半疑的事情，開口講了出來，就會令自己相信了。這不是什麼神秘的事情，社會心理學家做過實驗，寫了一篇講稿，讓煙癮者上台為中學生講講吸煙的害處，之後的 follow-up 發現，這些煙癮者減少了吸煙。這現象叫「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就是當我們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之後，即使是無心的，都會事後努力合理化（justify）自己的言行。［1］園長把未經證實的指控告訴了其他人之後（可能只是耐不著要跟人商討），她要麼承認，如此嚴重的事情，她粗心大意地散播了出去，沒有保障被告的信譽，要麼她就使自己確信被告是有罪的，所以她讓其他人多加提防，是正確的。即使未有新證據足以合理地加強她的信念，這件事她告訴給越多人聽，她自己就越來越確信不疑。

第三個關鍵，就是園長刺激了其他家長的恐慌，讓他們紛紛追問自己的孩子。後面可以看到，「證供」共同指向的犯案地點是被告家的地牢－－可是他家根本沒有地牢。家長的引導性問題，問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地牢－－對變態犯罪者的典型想像），彼此間又不斷交換流言，結果製造了一份彼此一致但跟現實矛盾的證供。

第四，就是三人成虎，人們越來越肯定，結果開始連 Klara 都搞不清楚自己有沒有說謊了。在強烈的引導之下，人可以使自己記起沒有發生過的事－－也就是虛假記憶（false memory）。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ftus 跟進過很多案例，一些少男少女在催眠治療師的引導下，「記」起了童年受父母或其他大人性虐待的受抑壓回憶（repressed memory），於是紛紛控告父母十幾年前的罪行。他們是真心相信確有其事的。其中一個個案，被告在上訴成功後仍受不住社會壓力，釋放不久後就鬱鬱而終。［2］

最後，為什麼法庭釋放了被告，民眾卻不肯放過被告？一來，雖然國家的法庭有無罪推定，但在人心的法庭內，卻會要求嫌疑人證明自己的清白；二來，也是認知失調，之前曾惡言相向的那些人，要他們相信法庭然後承認自己的魯莽比較容易，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的原判，確信自己從頭到尾也是正義的比較容易？人類不喜歡自己打倒自己，可以不認錯的話，絕不會認錯。

了解這些心理學背景，你或者也不能再把這些人當成是「愚昧的群眾」了，驅使他們錯誤的，是我們所有人同樣都有的認知偏差。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直主張讓心理學列入中學必修課程之內－－不是因為我們太無知所以我們需要教育，而是因為我們太不了解自己如何無知。知識不是用來合理化自己的傲慢，令自己覺得武裝了起來，可以審判別人的工具，而是讓自己了解自己有所不知，然後避免重大的錯誤。心理學不一定就錯不了，但是它起碼能夠提醒我們有哪些可能會犯的錯誤，例如上述所講的，提出引導性問題、把還不肯定的事說出口等等。如何做正確的事，這問題從來都不容易回答，任何人告訴你他有 "the answer" 你也要抱有七分懷疑。但是，隨著人類的知識發展，雖然我們還是不知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但我們至少越來越清楚 "what are the wrong things not to do" 。

[1] 認知失調是社會心理學最主流的理論，成功解釋很多不同的實驗結果，但我在這裡不容置疑地是有所簡化了。有興趣者可看 Wiki 或 Elliot Aronson (et al.) 的教科書 Social Psychology，寫得簡明生動，不會悶的。

[2] 關於 false memory ，可看 Wiki ，還有 Loftus 在 TED 的演講（有中英文字幕可選） 。在 Dominic Streatfeild 寫的 Brainwa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 一書中，記載著更嚇人的例子︰一個父親因為堅信自己的女兒不會說謊，以為自己犯罪的記憶被抑壓了，所以續漸喚起他強姦女兒、迫其懷孕並以殺嬰祭惡魔的「記憶」。（書名聽起來很陰謀論，但其實是用心理學和歷史破解陰謀論的，不用擔心。）

Neither angel nor beast

（原發表於 2013 年 12 月 30 日，本人 facebook）

【前言︰回顧這一年，發現學術上的道路愈精，圈子就愈窄，再加上不斷轉換環境，在專科以外的話題上想找一個人討論便越發艱難。因此我自 2013 年年頭開始就變得在 facebook 上喋喋不休，把自己當成博客。但畢竟是 facebook ，這一年寫過的長文也就十篇左右，其中一些直接講政治的，受到關注和轉載並不意外，較意外的是最近一篇講電影的和年頭一篇講經濟學的也受到寵幸，不過那兩篇文章多少也扣連了一些時事議題。感覺比較可惜的是，有兩篇講心理學與道德的文章，我自己比較喜歡，但好像不太吸引眼球，不知道是因為寫得不好還是出於什麼偶然因素。我說的一篇是講公正世界假說；另一篇是講道德實踐，以下為重貼。】

這幾天我在想素食的問題，我毫無疑問是一個雜食者，但我也同意素食會是一個較道德的選擇，困擾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很多人跟我一樣，理性上知道食肉導致了很多殘忍的大量屠宰，卻偏偏在實踐上選擇刻意忘記那些紀錄片上的畫面呢？

我不同意某些素食者對雜食者的指責，他們覺得食肉都是殘忍而無知的，言辭間往往把雜食者當成凶惡犯來看待，這實在是對推廣素食毫無幫助。其實人無完人，即使是素食者自己，也有很多時無法作出最道德的抉擇。例如說，你上班途中看見一個小孩掉入河裡，如果你去救他，你會弄濕自己，然後你會遲到，那你會怎樣做？不用說，自己的方便跟一個生命如何能比較，當然是去救他了。那麼如果每日上班都看見幾百個小孩在河中掙扎呢？當然也是能救幾個就救幾個，生命要緊，其他事情算得上什麼。但這正正是非洲每天都上演的事情啊，為什麼我們捐錢的頻率總是很有限呢？我不會說所有不把多餘的錢全部捐出去的人都是見死不救，我們的道德義務感天生是有限的，我們也總是會找藉口不去做那些我們認為是對的事，我們經常是不理性的，這些都是人性的弱點。我們可以做的不是去譴責這些人性的弱點，而是思考如何設計更人性化的制度協助人們去實踐道德。

舉個例子來說，統計發現，在歐盟，有些國家的器官捐贈率超過九成，有些國家則低至兩三成，為什麼會如此兩極化呢？答案意外地簡單︰就是在一些國家，在填表的時候如果你同意器官捐贈，你要打一個剔，另一些國家，則是在你拒絕器官捐贈時，才要打一個剔。我們在面對器官捐贈這種重要的問題上往往不敢做決定，所以傾向不決定，維持 default 。制度的設計就可以「利用」這個人性弱點，鼓勵利他行為。

同樣道理，如果我們把捐款設定為 default ，不同意定期捐款的或決定自行捐款的，可以在稅單「不同意付義務慈善稅」一項上打個剔，這樣的設計會大大鼓勵捐款。在素食問題上，我們也有很多可能的做法鼓勵素食，除了宣傳和研發更多好味的素食選擇，價格會是一個很強大的推動因素。例如在英國，營養均衡的素食甚至比食肉要昂貴，成為了某些中產講究生活的玩意，但我們可以透過補貼，把素食的價格降低，甚至降得比食肉更低，對於普及素食習慣來說，這會比咒罵雜食者有效得多。

心理學有一個很有名的現象，叫「旁觀者效應」，Youtube 有一個片段，就是讓一個演員在倫敦 Liverpool street 掐著胸口痛苦地喊「 help me 」，發現幾十個途人路過也沒有一個人停下來慰問。正正因為街上人多，責任被分散，從眾心態讓每個人都看其他人如何行動才敢行動。但片段的結尾有第一個人介入時，周圍的所有人就陸續介入幫忙，這是很感人的場面，原來只要第一個人踏出一小步，就能幫助到所有人去踏出一大步，從眾也不一定是很壞的事。人類是有行大善的能力的，只是需要一個環境去觸發。

其實最可惡的不是人性，而是那些利用人性弱點去行不義之事的人，利用人性的盲目，去煽動歧視和仇恨的人。人性有其弱點，但也有其光輝之處，我們可能無法改變人性，但我們可以協助人們去發揮他們光明的一面。

（圖為著名的 Milgram experiment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很多人類行為並不是出於教育背景、品德信仰或意志力，而是出於環境的強大影響力。）

後記︰寫這一篇文章的動機，不是要為個人的道德責任尋藉口開脫，也不是認為用去政治化手段可以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只是我一直以來有一個疑問︰我們好像都假定了道德譴責是維繫社群倫理的重要手段，但道德譴責這個工作的執行，會否反過來培育出一些有害社群的性格，例如傲慢與狠毒？另外，主流的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都只關注道德判斷而不關心道德行為，但比起道德兩難，知易行難才是更常見的人類處境，為什麼我們如此缺少這方面的新思想？例如先前有小學生墮樓而校方沒有即時報警，在這些大是大非上，是什麼驅使人選擇明顯是錯的那一邊？



延伸閱讀︰

遇溺小孩的思想實驗︰Peter Singer 的簡短演講
Peter Singer: The Drowning Child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
測測你的道德一致性
Youtube: Bystander Effect
器官捐贈的資料
Elliot Aronson (et al.) 的教科書 Social Psychology

「 2012 我的 10 本書」暨簡略書評

（原發表於 2012 年 12 月 27 日，本人 facebook）

其實有很多書都想寫長篇評論，但本科學業繁重，苦無空閒，所以謹此抽 10 本這年最喜歡的書簡略地寫一寫，作為年度閱讀總結。

1.  《社會分層與不平等: 歷史、比較、全球視角下的階級衝突》 – Harold R. Kerbo; 上海人民出版社

教科書式的磚頭巨著，但因為太喜歡，我花了四天不眠不休一口氣看完了。此書主要部份分析了美國的階級形成，其中獨到的觀點包括作者以 Weber 的科層視野根據股份組成等等證據指出了美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失去了當初的政治經濟影響力，取而代之的是由企業和金融巨頭的 CEO 和其他最高層管理人員們組成的公司階層，成為了向心力強而和白宮關係密切的 Ruling Class 。除了美國外作者也全面分析了日本和德國的階級結構，作為對照。此書是難得一見實證統計和理論分析同時兼顧的好書。中環三聯有售。

2.  “The Origin of Totalitarianism” – Hannah Arendt; Meridian Books

研究政治理論不可不讀的一本大作。 Arendt 在本書探討了納粹的興起，對於 Holocaust 的詮釋，她反駁了兩種常識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反猶主義是隨著民族主義而誕生，納粹基本上只是利用民眾的仇恨取得政權；另一種觀點認為反猶主義在歐洲是自古存在的一件事，猶太人只是無辜一切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而 Arendt 指出事實上現代反猶主義的興起正正是隨著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末落而來的，而第一個反猶政黨更是最早達成了跨國合作的國際性組織。她亦批評代罪羔羊的說法危險，除了無法解釋為何恆古存在的歧視竟然在二十世紀突然演變為大屠殺，忽略當中的政治因素無疑是為被害和迫害雙方都逃避真正的責任。此書後面對極權主義本質的分析非常獨到，一般認為極權主義就是獨裁（aristocracy）的極致，但 Arendt 主張兩者有本質上的分別，獨裁是一種管治形式，而極權主義是一種運動模式，獨裁管治把社會分成守衛深嚴的各個階級，極權運動則倒過頭來把階級分解為民眾（mass），極權領袖因此並不依賴任何一個強勢階級的支持，而是一個個孤立（isolated）且孤獨（lonely）的個人。

3.  《玩笑》 – Milan Kundera; 皇冠

據說這本小說被評為政治小說，甚至是「流亡文學」，遂被昆德拉本身駁斥︰「這是一本愛情小說！」太過著重政治的表象，就看不穿昆德拉真正關心的命題。《玩》說的是一個蘇聯佔領時期的一個捷克共產黨員，因一次和女朋友開了一個玩笑，被告發並流放到軍營。小說要寫的不是共產主義，而僅僅是借用蘇佔時期作為背景寫愛恨之間錯綜複雜互不相知的命運。這是昆德拉第一本成熟作品，比後來的作品較少長篇大論的哲學思索，但故事由四個不同角色第一身講述，在時間上不斷來回跳躍，由不同視角層層剝開主角命運的真相，是寫得最漂亮最有詩意的一本。

4.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 Gabriel Garcia Marquez; PENGUIN

馬奎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巨著，恐怕不需要我多作介紹。小說講述了 Buendia 家族六代人的故事，第一代的 Jose Arcadio Buendia 因殺害了取笑自己不舉的鄰居而不堪其亡靈纏繞，帶著一群旅伴自我流放到一個未知之地，並在當地創立了 Macondo 一鎮，自此之後 Buendia 家族就恍如受到永劫輪迴的詛咒，一代一代重複著相同的悲劇性命運。強烈的歷史感是此書的特點，現代小說多以單一主角為主軸，而主角們幾乎都沒有後裔，因為如果主角留有後裔，主角的故事就好像會伸延出他的生命之外，因果之鏈由他的兒女繼續發展，故事就無法劃上句號。《百年孤寂》中的伊底帕斯（Oedipus）式命運感，先人幽靈不斷徘徊的意象，不把角色置放在橫跨百年的史詩之中，是不可能表現出來的。

5.  《生活在他方》 – Milan Kundera; 皇冠

雖然全書都沒有出現「媚俗」一詞出現，但這本書恐怕要比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更要專注於探索媚俗這種天性。比起昆德拉其他小說，《生》的敘事結構比較簡單，基本上線性地描寫了主角詩人的一生。昆德拉似乎認為媚俗和詩意密不可分，小說的標題就是取自 Arthur Rimbaud 的詩句︰True life is elsewhere. 正因為此方生活的平庸不可忍受，他方的革命才是真實；無法接受出於偶然甚至出於近水樓台的愛情，主角喊道︰「要麼全有，要麼全無」──妳要能為我而死。這種日常隨處可見的浪漫主義，一旦結合政治，就成為悲劇。

6.  “Immortality” – Milan Kundera; Faber & Faber

（我的昆德拉毒中的很深……） Immortality 是昆德拉第一本用法語寫成的小說，由於以現代巴黎為背景，故事完完全全省卻了捷克時期作品的政治動盪背景，反而挪用了歌德（Goether）情婦的軼聞作為主角一家人的互文。之所以會把兩個完全無因果關係的故事拉在一起，是因為昆德拉認為人的個性和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與前人重複──想法是如此之少，世界人口是如此之多；原創性是那麼的難，借用他人的點子是那麼的易！昆德拉在此書探討的是一個更抽象的哲學命題︰個人如何介定自己？甚至可以見到一種後設性（meta-ness）︰小說史本身是否就是有限主題的不斷變奏？

7.  “Justice: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 Michael Sandel; PENGUIN

Michael Sandel 是一個很成功的哲普作家，對於哲學背景較強的讀者來說，本書不外乎是溫習 J.S. Mill 、 Kant 、 Rawls 和 Aristotle 的倫理學/政治哲學，但 Sandel 總能夠點出一些像我這樣讀了七年八年哲學都未想過的問題。書中最原創的論點是「回到亞里斯多德」的主張， Sandel 指出無論以 Mill 為首的功利主義， Kant 為首的義務論，還是 Rawls 的契約論，不旦有各自的理論缺憾，很多現實政治議題根本不落入他們設置的範疇之內，例如同性婚姻，把議題設置為一個人權問題根本是範疇錯置，因為政府對婚姻的認可是對一種家庭模式的肯定，像頒發退伍軍人勲章，是對一種美德（virtue）的肯定。因此 Sandel 提倡我們應該讓美德的討論重返公共，不是放棄跟價值觀相異的人對話，而是從不間止的對話中找出一種的公共生活（public life）。

8.  《洗腦: 操控心智的邪惡科學》 – Dominic Streatfield; 麥田

標題貌似是一本陰謀論大作，正正相反，這本書的目的在於去除有關「洗腦科學」的神話。此書由被蘇聯俘虜的波蘭主教和美國間諜被釋放後竟然變成了忠實的共產主義擁護者開始講起，「洗腦」（brainwash）一詞本身就是冷戰時期西方傳媒人發明的字眼，三人成虎，在傳媒鬧得哄烈烈之下， CIA 和 MI6 等軍情機關也唯恐落後於蘇聯而紛紛開始研究洗腦技術。可惜的是，幾十年的洗腦研究幾乎都沒有任何成果，「洗腦」終究是子虛烏有。作者還寫述了一宗指控重金屬音樂催眠了他們的兒子並誘使他們自殺的案例，還有發生在八十年代 New Age 新宗教興起令大量青少年一夜改宗並和家人脫離關係的事件。本書最大的洞見是︰「洗腦」一事本身沒有多少證據支持，但當我們無法接受自己親愛的孩子竟然會自殺、竟然會改宗邪教，我們很自然地會想把原因訴諸於一些不可抵擋的操控性力量，而絕不是出於孩子們的自由意願。

9.  “Road to Infinity: Mathematics of Truth and Proof” – John Stillwell; A K Peters

寫集合論和不完備定理的普及作品很多，這本書的特點是更加從開創者的視角探討那些數學思想在發展成熟為一個體系前，是怎樣出現在數學家的腦海中的。例如本書闡述了 transfinite number 和 Fourier analysis 的關係，先於 Gödel 提出不完備定理的 Post 如何在未有一個定義之前思索 formal system 的 computability 。非常適合本科生閱讀，但即使沒有本科訓練，高中程度的數學也可勉強應付本書。

10.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Ulrich Beck; 立緒文化

這並不是一本那麼顯眼的書，但這兩位德國社會學家對於當代婚姻的混亂現像的確很有洞見。他們認為當代極高的離婚率來自於工業化隨之而來的個人主義，傳統婚姻模式的崩壞雖然解放了女性（和男性），但失去了外在強加的家庭分工模式和強大家族網絡的關係疏通，婚姻中的二人變得每項事情由丟垃圾到旅行計劃都需要不斷的對話和妥協，從小事中不斷累積矛盾，成為了婚姻危機的主要原因。再加上婚姻失去了前工業化時期的經濟共同體的功能，浪漫化思想的興起令人們產生對婚姻越來越多更形而上的要求。婚後慢慢發現兩人差異太大、感到受家庭束縛無法實現自我，導致了基於浪漫的現代婚姻比基於經濟實用的傳統婚姻更脆弱，因為浪漫化的個人更傾向尋找新的 ”the one" 。

公正的世界

（原發表於 2013 年 4 月 30 日，本人 facebook）

其實我想嚴磊輝不是真的對碼頭苦況如此無知，只是他從心底裡相信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自己的地位和待遇，是完全出於自己努力的成果，而工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地位之低微定是究由自取。

這就是社會心理學所說的「公正世界假說」（just world hypothesis），大部分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假定了人生的遭遇是自己德行的果報。這種假說令幸運之人減少對不勞而獲的內疚感，而在每日所看見的社會不幸和不義前，公正世界假說也能減輕因同情和責任感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不幸的人能從這種假說尋找到對自己遭遇的解釋，雖然承認自己的過錯難受，但要承認自己的遭遇完全不在自己的行為所掌控之中，更為難接受。原始宗教寧願想像天災是神對人的懲罰，也不願相信天災的來臨完全不為人的行為影響，至少若問題出於自己，你會較甘心接受，而且也有可能透過改變自己來改變遭遇。是故公正世界假說就作為心靈安撫劑而根植於大多數人的世界觀之中。

自欺的人是健康的－－公正世界假說有其功勞，它令我們能半閉著眼地活下去，而不需要無刻為世界的荒謬所困擾。但若人們一直對其不知不覺，也是會演變出很嚴重的後果的。越戰時很多平民遭到殺害，美兵因承受強烈的良心責難，在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下，他們適應了一種新想法︰越南人是次等人，他們智力道德低下，所以殺越南人就好像殺豬殺牛一樣，不算真正殺人。認知失調就是當人的行為（殺人）和對自己的認知（「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有衝突時，他要麼改變行為來切合自己認知，要麼改變認知來合理化行為。在美兵的例子中，美兵重新詮釋了事實，正當化了自己的行為來減輕殺人的罪惡感。這個現象也稱為「怪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例如每每有強暴案，總有人會怪罪受害穿著裸露咎由自取。施害者固然從怪責受害者中減輕了責任，旁觀者也能從中減低對世界不公的意識，而自己隨時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所引起的焦慮，就得以舒緩。

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說當代社會上流階級的「包箱文化」，拒絕和社會大眾混和在一起，會令階級之間的偏見日益增加，跨階層溝通失效，是為當代民主社會的危機。其實除了平民體驗不足，如何詮釋平民體驗也是很重要的。若果上流階級只是微服出巡般體驗平民生活，或是視為「我年輕時都捱過」的談資、或是看看紀錄片、捐捐錢然後感覺自己情操高尚，但本質上還是相信世道的安排公正，拼命劃清高低界線，不認真認為自己也是平民的一員，那麼對階級間的溝通，仍然是毫無幫助的。

可幸的是，研究也指出社會心理學的知識有利受試者注意到自己的偏見，普及社會心理學知識有可能令世界變得較好。正如那刻在阿波羅神廟的警句所言︰「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美德的心靈，來源於自知。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433948361129&set=a.463175861128.248308.341672231128&type=1&the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