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p Before You Look

文章開始之前，問問大家一個問題︰在生活上我們很多時都會有自己的信念與想法，例如政治信念，例如宗教信念，例如對社會倫理的看法等等，通常我們都有自己的理由去相信自己的一套，而對有什麼反駁自己的觀點的理據則可能相對沒有那麼清楚，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我不是相關題目上最權威的專家，如果有人在相關題目上的學識跟我一樣水平或比我更高，甚至遠超於我（這樣的人在世界上多得是吧），卻跟我持相反的信念，那我是應該堅持自己比對方正確，還是應該放棄或修改自己的信念呢？如果選擇堅持，那算是自大和固執嗎？否則我們又有什麼合理的理由去堅持己見呢？而雙方知識水平一樣卻信念矛盾這樣的情況可以出現，是否代表我們的信念其實是受很多偶然的社會、家庭、個性因素所決定呢？

我先前也寫過很多有關懷疑論的文章，懷疑論曾是（可能仍是）最令我迷惘的一個難題，現在開始有點頭緒，似乎找到出路，可以分享一下。

我說的懷疑論，不是指懷疑外在世界之存在的那種哲學懷疑論，而是指作為一個個體，認識到自己理性和智性有限，因而開始懷疑起自己掌握真理的能力。比如說什麼呢，就例如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比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更貼近真實世界，但同時我又會懷疑自己︰我是否已經讀過這兩派的一切辯論，並得到非常有力的證據證明我的判斷正確？有不少信奉新古典主義的學者都在學識和見識上遠遠超越我，我是否認為自己的判斷比他們更恰當？這是否隱含著某種自大？

這種自我懷疑，可以推廣到在學術上、在政治上、乃至在人生上的大部份個人判斷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怎麼不會懷疑自己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只是被你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等種種偶然因素所決定呢？有很多在學識和見識都比你優越的人並沒有相信基督教，是因為他們受到蒙蔽，而你則有幸受到真理眷顧嗎？你有將世上一切宗教和無神論研究透澈才決定自己的信仰嗎？其實這些問題，放在看似「理性」的政治信念、哲學信念甚至科學信念上一樣有效︰比如你是研究弦理論（string theory）的，你會奉獻十年、二十年人生於弘理論上，那你至少對弦理論有一定信仰，但物理學界也有很多非常出色的物理學家認定弦理論是死路一條，甚至是無法實證的偽科學，那麼你是要堅持這是他們的判斷錯誤，還是要懷疑自己的信仰，聽從他們的判斷而改變你在研究院的生涯計劃呢？很理性主義地回答，那一定是要對自己的信仰持批判態度的，但批判到哪個程度？這種自我懷疑會不會扼殺一切正在萌芽中的新想法和新信念？

如果我們用最嚴格的理性主義要求自己，即我們只相信有充分理由相信的事，信念被否證後立即摒棄之，那麼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1）我們在有限的人生中只能得到為數甚少的信念，卻要依賴這些信念作為我們生涯上和政治上的指引；（2）我們那為數甚少的信念也可能因為頻頻遭遇否證而不斷更替，以這種變幻莫測的信念作為指引，只會令我們人生支離破碎，結果就是我們做什麼事都堅持不了多久。參與政治運動？投身學術研究？一切涉及理想的行動都需要信念。此路不通，我們就只好放棄長遠的追求，滿足於當下的快感。

關於這個問題，我之前分別在〈G. A. Cohen 與哲學信念〉、〈不惑之年〉和〈幸福就是相信幸福〉這幾篇文章中用不同角度論述過，但都只是提出了問題，沒有給出答案。

現在我開始相信，要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大概只能透過推翻對理性的過高評價。

看到這裡大概很多人要皺眉頭，我要澄清︰我仍然認為理性非常重要，但只是我們可能有需要界定它的使用範圍和執行的嚴格程度，我們也應該重新評估激情和個性的地位。

理由在於，上面的那種理性觀（「只相信有充分理由相信的事，信念被否證後立即摒棄之」）不單止會扼殺個人的能動性（agency），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也會扼殺科學的進展和人類種種的可能性。「理性」反而扼殺科學？這不是很吊詭嗎？傳統的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的進步依賴於某種科學方法，這套方法有一些原則，例如哲學家 Karl Popper 提出科學理論應該有可否證性（falsifiability），科學家不應該用 ad hoc hypothesis （特設假說）來繞過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經驗事實。這些都不完全錯，但在歷史上在現實上，這些規範卻頻頻受到科學家的背離，例如我先前就撰文解釋過科學家用廣義相對論解釋觀察數據時，往往要用很多 ad hoc approximation 來「砌」出想要的數字。因此另一位哲學家 Paul Feyerabend 甚至認為，要不是科學家勇於打破這些規範，我們今日所知的科學根本無法發展起來。在他的著作 Against Method 中，他特別研究了從地心說轉移到日心說的哥伯利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推翻了一些傳統觀點，這些觀點認為伽里略（Galileo）的新理論之所以取代托勒密（Ptolemy）的系統，是因為前者比後者在經驗上的解釋力更強，或後者只是來自一些古希臘夾雜中世紀的迷信云云。

Feyerabend 指出了幾點歷史事實︰

1）伽里略的新理論其實比起亞里斯多德動力學的經驗解釋範圍要大大收窄；
2）跟現代的計算數值比較，哥伯利理論的經驗預測準確度根本沒有比托勒密系統有所改進，甚至變差了；
3）伽里略需要一些比亞里斯多德更 speculative 的 ad hoc hypothesis 來解釋「地球移動」這個與感官觀察不符的說法。在當時他其實並沒有支持地動說的有力證明；
4）伽里略需要利用 ad hoc hypothesis 去避免哥伯利理論遭受反證，例如將不合符理論預測的慧星軌道詮釋為跟彩虹同一類的錯覺（illusion）；
5）伽里略利用他自己發明的望遠鏡作天文觀察，並以此來支持自己的理論，但他的發明其實純粹是 trial and error 弄出來的，當時根本還未有一套光學理論來解釋為什麼透過他的望遠鏡所作的天文觀察是可靠的。怎麼得知這個器材不會扭曲真實，就像把筷子插進水中會做成屈折的錯覺呢？伽里略當時沒有能說服對手的理據；
6）哥伯利理論沒有令計算變得比托勒密系統更簡單；
7）托勒密系統當時並沒有遭遇任何經驗實證的危機，也沒有任何危機被哥伯利理論解決。

請注意，日心說發展到今日，當然要比地心說大大優勝得多，但那是待一切的輔助理論都成功發展起來之後的事，在哥伯利和伽里略的年代還未有光學、牛頓力學和後來改善了的觀察器材，沒有這些後來的理論和發現支持，他們的新理論並不比托勒密與亞里斯多德系統優勝，因此也不受當時的科學家普遍接納。（ Feyerabend 甚至認為，伽里略能嬴取追隨者，還得賴於當時反教廷的政治意識形態，因為托勒密系統是受教廷官方認可的科學理論，所以伽里略就象徵著對教廷權威的反抗。）

在那個年代的哥伯利和伽里略當然沒有任何合理理由相信後來的科學發展會逐步增加他們理論的可信性，那麼，既然已有的資訊通通都指出他們的新理論不但不比舊理論好，甚至可能更差，如果他們是理性的，是否應該放棄宣傳自己的理論呢？ Feyerabend 正想指出，以 Popper 的那種理性標準判斷，伽里略是不應該固執己見的，但是這樣我們的科學就會停留在亞里斯多德的階段。 Feyerabend 指出，伽里略理論的缺憾不是一個意外，任何新理論對比舊理論都是很容易比下去的，因為舊理論往往發展了多年，不斷修正，完善了種種錯誤的地方，而新理論，顧名思義，自然是不成熟的，修正理論的內在矛盾和解釋力的拓展都需要人力和時間，一些違背直覺和經驗觀察的狂想，不待新的測量儀器被發明出來前也不可能被證實。這就是所謂科學理論間的「不平均發展」（ uneven development），起步時間的先後、研究資源的差異，導致了新舊理論的力量不對稱。那麼，如果新理論出生時幾乎注定就要比舊／主流理論要差，可能要等幾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超越舊理論，那麼我們靠什麼來堅持那幾十年的光陰呢？

靠什麼呢？靠激情與偏見， Feyerabend 如是說。

Now, what our historical examples seem to show is this: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n our most liberal judgements and our most liberal rules would have eliminated a point of view which we regard today as essential for science, and would not have permitted it to prevail -- and such situations occur quite frequently. The ideas survived and they now are said to be in agreement with reason. They survived because prejudice, passion, conceit, errors, sheer pigheadedness, in short because all the elements that characterize the context of discovery, opposed the dictates of reason and because these irrational elements were permitted to have their way.

純粹根據理性的話，沒有人有任何理由選擇追隨伽里略而不是托勒密。科學進展依賴的是這種充滿激情和個性的人，不服從傳統的理性規範，甚至無視廣泛被接納的事實，而按照自己的狂想去重新詮釋數據，然後由一代一代這樣的人傳承，新思想才免於被抹殺於萌芽之中。但這也不是說新即進步，任何新理論我們都要盲目地追隨。 Feyerabend 是在鼓勵我們更大限度地放任自己的個性和熱情，不要受統一的規則所縛，讓科學界百花齊放，各種理論彼此競爭，才能推動科學的進步，這就是他提倡的 methodological anarchism 。

'Anything goes' does not mean that I shall read every single paper that has been written -- God forbid! -- it means that I make my selection in a highly individual and idiosyncratic way [my emphasis], partly because I can't be bothered to read what doesn't interest me -- and my interests change from week to week and day to day -- partly because I am convinced that humanity and even Science will profit from everyone doing his own thing: a physicist might prefer a sloppy and partly incomprehensible paper full of mistakes to a crystal-clear exposition because it i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his own, still rather disorganised, research and he might achieve success as well as clarity long before his rival who has vowed never to read a single woolly line (one of the assets of the Copenhagen School was its ability to avoid premature precision). On other occasions he might look for the most perfect proof of a principle he is about to use in order not to be sidetracked in the debate of what he considers to be his main results. There are of course so-called 'thinkers' who subdivide their mail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come rain, come sunshine, and who also imitate each other's principles of choice -- but we shall hardly admire them for their uniformity, and we shall certainly not think their behaviour 'rational'. Science needs people who are adaptable and inventive, not rigid imitators of 'established' behavioural patterns [my emphasis.]

他這個說法，正好解決了這篇文章一開始提出的問題︰我們其實無需過份在意自己堅持的信仰缺乏充分理由，也無需過份在意自己的想法還經不起現有學術權威的挑戰，因為信念一開始總是不成熟的，重點是我們要以持續的思考和實踐來讓信念開花結果。不過，我們沒有一定的「規則」讓我們判斷什麼信念會有好結果，也沒有什麼既定步驟可以保證我們如此如此發展一個想法就會一定有成果－－一切唯有透過時間來檢驗。從個人的層面來看，這是一場賭博，我很可能會浪費多年時間去經營一個最終會失敗的點子；但在整體的層面上，正是要有很多大膽冒險的人，劃時代的想法才能從屍橫遍野之中誕生，眾多個人的失敗也是整體知識進步的必要條件。故此，如果我們不把知識的發掘視為個人的事業，不以英雄主義的觀點看待歷史的進步，而是視之為一個集體的事業，其成果是所有人的成果，那麼我們就不需要把個人的成敗看得那麼絕對。先前的那種理性觀，之所以會導致讓人窒息的懷疑論，是因為它對個人責任的要求太過份，它要求個人擔當真理的裁判所；而在新的觀點下，問題不再是個人能否嚴格地審查自己的信念，有沒有遵循嚴格的研究方法；而是這個學術社群長遠來講有沒有某種自我修正（ self-correcting）的機制，鼓勵一些在實踐中成功的想法，而去除那些行不通的？

上面那一段，其實我也只是借 Feyerabend 的洞見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已。 至於他在 Against Method 中所推崇的 methodological anarchism ，其激進程度則要遠遠超出我希望容許的範圍。例如，如果全盤跟隨他的講法，我們就不應該區分科學與偽科學，那麼針對近年開始冒起的反疫苗風潮這種會危害公共健康的思想我們應該如何應付呢？ Against Method 似乎無法回應。Feyerabend 在此書中只考慮到挑戰權威和多元發展的好處，但沒有考慮維持科學權威對指導公眾上的重要性，但這可能只是受 70 年代的政治氣氛所限， Feyerabend 後期也在原文加上這樣的備註︰ "Times have changed. Considering some tendencies in US education ('political correct' academic menus, etc.), in philosophy (postmodernism) and in the world at large I think that reason should now be given greater weight not because it is and always was fundamental but because it seems to be needed, in circumstances that occur rather frequently today (but may disappear tomorrow), to create a more humane approach." 由此可見， Feyerabend 也並非那種相信一切權威皆有害的教條式無政府主義者，他只是說，歷史表明理性在人類的發展上並不佔據絕對的位置，我們的學術文化應該主動適應當下的需要，在過於教條化的年代，我們需要提倡反叛放任；在過於反智的年代，我們則需要提倡更嚴格的理性規範。

這種「因時制宜」的實用主義思想，也可應用在解決「激情」與「理性」的對立上︰先前我好像在提倡放任自己偏見，這是否在鼓勵迷信和衝動？非也，我那種說法的對象是那些備受自我懷疑折磨的人，希望他們體認到激情與固執的一定價值，讓他們從個人的觀點提升到社會層次的觀點，舒緩他們對犯錯的恐懼，從而能更積極地投入生活之中。而對於過份輕信的人，或許就應該讓他們讀讀 Karl Popper 了。

黑格爾有句名言︰ "Nothing great in the world has ever been accomplished without passion." ，這句說話應用在思想史上應該是非常有洞見的，因為似乎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有種頑固獨斷的氣質，但這句說話應用在政治史上，就可能很危險了，畢竟，黑格爾沒有經歷過納粹主義的夢魘，他相信歷史會必然地進步，但我們的時代很清楚－－激情也可以毀掉一切文明。所以，在政治的分水嶺處，似乎我們就不應再鼓勵放任的自由發展了，因為有些政治意識形態是非常危險的，而另一些，則可以本意良好，但要是思慮不足的話，一樣可能造成大災難的。政治上的實驗要比學術上的實驗代價沉重得多。因此，在政治上似乎我們又應該強調個人責任，鼓勵自我懷疑，貶抑激情與偏見，但這樣我們又回到起點︰我們怎樣才能知道自己的政治觀點是正確的呢？要是有比我們學識高的人持相反立場，我們就應該摒棄自己的信念嗎？很多人跟自己在相關議題上研究得一樣深，但卻持相反見解，這顯示我的信念其實是由我的社會、家庭和性格背景所決定的，而不是理性自主的選擇嗎？沒有時間充份把握好相關知識的人，是否不應參與政治？那會變成是只有知識份子跟政治菁英才可參與政治的情況嗎？

這些問題我還未想到一個很好的答案。或許它們並沒有答案，或許這些問題都預設了我們個人的抉擇有能力影響歷史，才有隨之而來的「責任」問題。又或許這種自我懷疑的傾向本身是知識份子社會處境的反映，而跟知識份子相反，工人階級有清晰的利益所在，資產階級也有清晰的利益所在，他們不會也不需像知識份子那樣採取一個超然的態度去看政治，政治對他們來講就是利益的爭奪，因此自我懷疑的問題也就從來都不會發生。但是，我現在站在自己的知識份子立場，去判斷剛才這個唯物主義的說法到底有多貼近真實，那我還是要思考我該如何判斷的。如果不是盲目地相信，那麼我的判斷還是要依賴知識和理性，但這樣的話我又自然地回到最初的懷疑論問題︰有這麼多學者不認同唯物史觀，你是如何肯定自己的一派是對的呢？

未有答案，可能也是一件好事，這表示我在這個題目上還有空間繼續寫，這也算是多了一個人生目標。最後，不如就以 W. H. Auden 的詩作結︰

Leap Before You Look 

The sense of danger must not disappear:
The way is certainly both short and steep,
However gradual it looks from here;
Look if you like, but you will have to leap. 

Tough-minded men get mushy in their sleep
And break the by-laws any fool can keep;
It is not the convention but the fear
That has a tendency to disappear. 

The worried efforts of the busy heap,
The dirt, the imprecision, and the beer
Produce a few smart wisecracker every year;
Laugh if you can, but you will have to leap. 

The clothes that are considered right to wear
Will not be either sensible or cheap,
So long as we consent to live like sheep
And never mention those who disappear. 

Much can be said for social savior-faire,
But to rejoice when no one else is there
Is even harder than it is to weep;
No one is watching, but you have to leap. 

A solitude ten thousand fathoms deep
Sustains the bed on which we lie, my dear:
Although I love you, you will have to leap;
Our dream of safety has to 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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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科學哲學的後記︰

Feyerabend 對科學史的理解其實有點過於側重科學革命（哥伯利、愛因斯坦等），但其實因循守舊也是科學家的美德之一，關於這點可以參考我講 Thomas Kuhn 的一篇文章〈科學革命前的結構〉。之前我的觀點較不同情多元主義，但即使是現在，我仍然認為 Kuhn 所說的 "normal science" ，即由某一個範式得到霸權的這一個階段，是科學進步的必要部份。因此科學史應該理解為因循和反叛兩種力量間之辯證，不能一味鼓勵反叛。但我也很同意即使在 "normal science" 的階段，科學家的實踐也是充斥著 ad hoc approximation 之類的各種 "sloppiness" 的，原因我認為大概是科學首先是一種實踐性的事業，科學家就像學游泳一樣，不會依隨什麼先驗的理性方式來游，而是先落到水中再盡一切方式去嘗試，哪種方式有效就用哪種，也不管它對哲學家來講有多大的「先驗」問題。換句話說，大部份科學家其實都是「機會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不是按原則來檢驗實踐，而是按實踐來檢驗原則。關於這個觀點，可參考拙文〈科學方法？〉。